东京审判开庭80年后，我们翻开那厚厚的庭审记录

80年前，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拉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80年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以下简称“《全译本》”）4月30日在位于浙江绍兴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首发，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庭审记录。

翻开《全译本》，白纸黑字之间，记录着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累累侵略罪行。然而，自战败投降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他们有意放大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所谓“日本受害”叙事，却刻意淡化甚至美化被侵略国家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在长期扭曲历史的教育宣传下，日本国内民众，特别是战后一代，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真相已知之甚少，甚至产生了“谢罪疲劳”心态。

不知战争之痛，对其教训就易遗忘。当下，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蠢蠢欲动的危险迹象，面对世界格局在力量严重失衡中动荡演变的复杂现实，阅读《全译本》，重温东京审判的历史作用与意义，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

2200万字记录，呈现东京审判历史真相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共40卷，分三辑出版，合计约2200万字，完整覆盖东京审判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的全部庭审阶段。

《全译本》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协同翻译、校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约5万页）作为底本，同时酌参日文版庭审记录进行比对翻译，逐字查核校勘。每卷正文之后附有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专家编纂审校的索引，涵盖人名、地名、事件、机构、文献及其他重要名词。

据介绍，《全译本》的翻译工作自2015年正式启动，历时10年方告完成。“我们确立了规则先行、团队协作、技术赋能、多语种对比和跨学科合作五条原则，确保《全译本》的学术权威性。”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原校长、《全译本》翻译团队负责人叶兴国介绍，该校组建了近二十人的专业师资团队，承担《全译本》第二、三辑共30卷的翻译任务。为确保翻译精准、前后一致，翻译团队编制了1500多万字的语料库作为参考。

《全译本》首发揭幕

翻译过程中，团队在“忠实于原文”的同时，也坚持“忠实于历史事实”，遇有原文错讹之处，均以“译者注”形式予以补充说明。

以日本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日记为例，英文记录称，1942年3月19日宫内大臣到木户办公室谈及香港暴行。但团队查证日文原版日记后发现，3月19日的日记中并无这段记载，相关内容实际见于3月13日，故加注说明：“原文如此，经查证实际日期有误。”类似的“译者注”在《全译本》中多达上千处，无论是部队番号、日期、人名的错讹，还是其他史实偏差，团队均一一标注。

“《全译本》正式出版发行，系统填补了国内相关文献的空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全面坚实的基础。”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长雍和明认为，“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其正式出版彰显了中国学者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担当，为人类共同守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贡献了中国智慧。”

两余年庭审，侵略罪责不容扭曲

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翻开《全译本》，白纸黑字的背后是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在于通过详实的证据与证言，将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确立为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在《全译本》首发式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一级巡视员窦忠祎指出，“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一系列战后审判，是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的盖棺定论，也是构成战后国际秩序不可撼动的重要柱石。”

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主要部分，侵华战争成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审理对象。检方起诉书的起诉期间自1928年日本谋炸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企图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起，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止。而日本在战时隐瞒的大量战争罪行，也都在东京审判中被揭露出来——如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的罪行、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行等等，桩桩件件，铁证如山。

对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屠杀罪行的揭露，亦是东京审判的重大贡献。国际检察局在中国方面的支持、帮助下，进行了大量调查，组织了有力的证人和证据材料，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促使法庭最终严惩了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以及相关责任人广田弘毅等罪犯。

“庭审记录中，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许传音讲述了他在日军入城三天后目睹的城中尸体遍布的惨烈场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处长、翻译团队成员杨爱军回忆道，“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细节令译者们十分压抑、几度崩溃。但另一方面，这些浸染着血与泪的历史铁证，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完成好《全译本》翻译的决心。”

在南京大屠杀中，连3岁的儿童也未能幸免于难。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东京审判的革命性贡献，还在于为人类以法律遏制战争、追究侵略责任奠定了基础。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确立了反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这是国际社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逐渐达成战争非法、战争犯罪这一共识后的司法实践，对于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指出。

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审判，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以向哲濬为首的检察官团队赴东京伸张正义。

“在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检察官团队和中国法官团队做出了重大贡献。”庭审检察官向哲濬先生之子向隆万说，“《全译本》的问世有助于帮助中国人民更深入了解这场世纪审判的全过程，特别是理解中国在东京审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面对被告辩护律师声称“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双方未处于交战状态”的狡辩，向哲濬予以严厉驳斥：

“……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这是14年以前发生的事。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东京审判部分检察官合影，右二为向哲濬

从证据搜集到庭上抗争，东京审判的每一步历程，都镌刻着中国人民捍卫历史真相、追求和平正义的不屈印记。“翻开《全译本》，我们能够看到日军的侵略计划是如何一步步酝酿，能够看到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是如何环环相扣，也能看到正义力量是如何与狡辩和抵赖进行艰苦博弈的。”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特别顾问（原总编辑）王众一说。

在长达两年多的审判中，经由中国检察组搜集提出的日军在华暴行证据多达99件。最终，28名被告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

开庭80周年，重温历史以鉴后人

东京审判确立的历史结论与法理原则，本应成为人类的和平共识。然而，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甘认罪，宣称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妄图否认其合法性。

对此，向隆万指出，只要翻开庭审记录，就能发现日本炮制的此类谬论多么不堪一击：“例如，《全译本》第二十五卷记录了1947年10月6日在审理板垣征四郎罪行时的一场激烈辩论。代表检方出庭的三位中国检察官团队成员，与三名日本人和三名美国人组成的辩方代表团队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双方发言次数均超120次。详实的庭审记录证明，东京审判程序严格，绝非走过场或虚构罪名。”

东京审判基于严密的司法流程，充分保障了被告辩护权，考虑到日籍辩护人可能存在语言障碍，且对英美法系抗辩流程不够熟悉，法庭协调多名美国辩护律师，他们也成为辩护主力。与此同时，法庭没有对法官的判决进行任何强制性约束，法官基于独立判断，对被告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认定。

图片后排为东京审判法官席，从左到右分别为来自印度、荷兰、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苏联、法国、新西兰、菲律宾十一国的法官

卷帙浩繁的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正义性与文明性不可撼动的证明。日本右翼面对这样的铁证，仍然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妄图突破“和平宪法”的动作不断，同时屡屡大放厥词，挑衅中国主权，危害地区和平，这些危险的动向也正是军国主义思潮遗毒留存至今的结果。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忘记教训，否认罪责就可能重蹈覆辙。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收集、整理、翻译、解读包括东京审判庭审资料在内的与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相关的各类史料，加强历史教育，正是为了警示世人在百年变局的激荡中保持战略清醒与定力，思考和探索如何打破战争周期的历史循环，维护长久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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