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开支差400亿，养老福利耗1960亿，前北约司令称养不起

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的重量级人物，罕见地会在一项普遍受欢迎的政策上联手主张终结它。但如今，前保守党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爵士和前工党副领袖哈曼女男爵都打破了这一禁忌，呼吁取消“三重锁定”。

亨特爵士表示，如果领取养老金的人知道，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在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背负债务，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支持。哈曼则称，应当对这项机制设置收入审查门槛，以便英国为国防筹资。

在两人仍身处前排要职时，他们都不敢公开这样表态。所谓“三重锁定”，是指国家养老金每年按平均工资增幅、通胀率或2．5％三者中最高者上调。自联合政府推出以来，这项政策一直被视为不可触碰。长期以来，反对它几乎被视为输掉选举的最快方式。但眼下，议员中的风向似乎正在变化。

工党邓弗姆林和多拉选区议员格雷姆·唐尼说：“各党内部都有这种意愿。我接触过一些保守党人，他们说这是一项疯狂的政策。我也接触过自由民主党人，还接触过我自己党内的人。”

他还说：“如果我们要把审视福利支出当作为国防筹资的一种方式，就不能有任何不能碰的‘圣牛’。我们应该看一看福利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也就是国家养老金和‘三重锁定’。”

2010年“三重锁定”推出时，单身人士每月可领取的基础国家养老金为423英镑。虽然这一制度在2016年经过改革，但如今退休的人每月可望领取1048英镑，涨幅接近150％。

从国际标准看，“三重锁定”相当特殊。全球没有其他国家采用类似方式，确保国家养老金始终跟上物价。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背后有充分理由。

英格兰银行前货币政策副行长查尔斯·比恩爵士说：“这是一项糟糕的政策。如果‘三重锁定’无限期维持下去，经济中的全部收入最终都会流向领取养老金的人。这是数学上决定的结果，根本不可持续。”

当其他支出需求变得更紧迫时，这个问题会显得格外突出，国防就是其中之一。更何况，英国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又高，养老金支出因此更加昂贵。

几十年来，英国和许多其他富裕国家不断削减国防开支，以换取更舒适的生活：更优厚的养老金、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及更好的医疗服务。

帝国时代的终结以及后来的冷战结束，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但随着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动荡时期，这种路径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这家国防智库的马修·萨维尔说：“就军事能力而言，我们已经变得更小、更脆弱。我们现在缺乏的，是足够有力的威慑能力。”萨维尔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工作了二十多年，曾任公务员，并曾被派驻伊拉克、阿富汗等国。

政府研究所估算，按当前币值计算，这意味着英国每年需要额外增加400亿英镑支出，规模超过内政部和司法部预算之和。国防系统高层指责首相基尔·斯塔默没有更快筹措资金，表现出一种“具有侵蚀性的自满”。

前北约秘书长、波特埃伦的罗伯逊勋爵本月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福利预算不断膨胀，我们不可能靠这样的预算结构来保卫英国。”

他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用于福利的资源占比确实在缓慢上升。本届议会开始时，这部分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7％。

到下一个十年初，这一比例将升至11．2％，相当于4069亿英镑，成为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项。其中，包括国家养老金在内的老年人福利将达到1960亿英镑，预计仅6年就增加450亿英镑。

20世纪70年代，国家养老金会随工资和物价同步调整。后来，玛格丽特·撒切尔取消了与工资挂钩的机制，只保留与通胀挂钩。“三重锁定”的设计者史蒂夫·韦布爵士说，2010年推出这项政策时，确实很有必要。

联合政府推出“三重锁定”时，预算责任办公室预计，到2020年代末，这项政策每年会让财政部多支出52亿英镑。但高通胀和一系列金融冲击使这笔账单膨胀到原来的三倍，达到每年155亿英镑。

金融危机后，通胀回落、实际工资下滑，但领取养老金的人仍然受益于国家养老金每年至少上涨2．5％。国家养老金在2023年上涨10．1％，2024年又上涨8．5％。

一名工党消息人士说：“左右两边的所有政党和历届政府都在想这件事。未来成本摆在那里，而且这还涉及对年轻一代是否公平的问题。”“我们已经承诺在本届议会剩余任期内维持它，这一点不会变。至于下一份竞选宣言，现在还早。”至于它究竟还能活多久，则是另一回事。

这名消息人士说：“联合政府曾通过加快提高退休年龄来为‘三重锁定’埋单。未来某个时候，总会有某届政府不得不作出判断：退休年龄是否还能继续提高到69岁或70岁。”

现任养老金事务大臣托斯滕·贝尔在从政前，曾担任颇具影响力的智库“决议基金会”负责人，是“三重锁定”的坚定批评者。上个月，当议员在议会追问他的看法时，他只说：“竞选宣言就是竞选宣言。”

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今年4月早些时候在华盛顿也对记者表示，尽管她希望从支出中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国防，但不会违背竞选承诺。

在英国老年人中，很多人强烈认为，取消“三重锁定”既无法承受，也不可接受。但经济学家表示，这项政策原本试图解决的问题，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缓解。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3年，英国典型老年人的收入在扣除住房成本前，相当于全体人口平均水平的84％，比200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由于绝大多数退休者已经完全拥有自住房，这往往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工作年龄家庭相当，甚至更高。决议基金会的索菲·黑尔说：“近年来老年贫困下降了多少，其实并没有被广泛理解。”

卡贾莱宁说：“把英国国家养老金制度拿去和法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并不公平。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国家养老金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兜底的收入水平。然后，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私人养老金体系，由个人和雇主在此基础上继续积累储蓄。”

她补充说：“而在法国，养老金几乎都通过公共体系来完成，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差不多。”换句话说，英国的国家养老金本来就被设计为私人职业储蓄的补充。

英国退休者72％的收入来自养老金体系，其中30％来自私人职业养老金储蓄。此外，他们来自资本的收入也相对较高，例如其他储蓄、出租房产或股票证券，这部分又占13％。

这意味着，公共和私人养老金合计带来的收入，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异。法国老年人有78％的收入来自养老金体系，德国退休者这一比例为70％，其中大部分来自公共体系。

尽管这些趋势都表明，“三重锁定”或许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要真正取消它，仍然意味着痛苦的权衡。问题仍然在于，何时动手，以及如何动手。

养老金专家警告说，夹在“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之间的X世代，存在被制度夹缝挤压的风险。他们中的许多人错过了最优厚的固定收益型养老金计划，又赶不上如今的自动参保制度。韦布爵士表示，他希望“三重锁定”还能再维持几年，然后再退出历史舞台。

他说：“大概到下一届议会期间，水平可能就差不多到位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机制可以替代“三重锁定”。多数专家更倾向于将其拆解，改为“单重锁定”或“双重锁定”，也就是只与工资、物价，或两者结合挂钩。

卡贾莱宁说：“我们以及很多其他人提出的方案是，从长期看按平均工资指数调整；而在通胀高于工资增速的时期，再提供通胀保护。”

决议基金会此前在贝尔主持下发布的一项独立测算显示，如果用一种主要与工资挂钩的机制取代“三重锁定”，每年可少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0．5％的支出，按当前币值大约是150亿英镑。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英国政策转向的时点，可能比威斯敏斯特许多人愿意承认的更近。

当被追问是否应优先把福利资金转向战争支出时，首相府首席秘书达伦·琼斯说：“你不能直接把国家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池里的钱拿出来，花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是解决财政挑战的轻松出路。”

他补充说，更适合下手的是工作年龄人口福利，尽管工党上一次试图从这部分账单中削减50亿英镑，最终以失败告终。

琼斯说：“我认为罗伯逊勋爵说得对，我们需要遏制福利支出增长的轨迹，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难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但我认为他说错了一点，那就是这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不是轻易就能解决国防支出问题的办法。”

那么，更多的国防支出究竟从哪里来？到目前为止，英国政坛传递出的信息似乎是：“最好别碰任何不受欢迎的地方。”如今高喊必须抓紧行动的国防高层，也并不是第一批撞上这道难题的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38年3月就曾警告：“我们今天患上的，是最糟糕的一种疾病——意志瘫痪。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我们只是稍微多一点重整军备，稍微多一点卑躬屈膝，然后继续等着看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