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善在朝鲜的时候,没见过草莓。
不是那种“偶尔吃一次”的没见过,是真没见过。她住在咸兴,朝鲜第二大城市,家里条件不算差——爸爸在国营厂上班,妈妈在农场干活。但草莓这种东西,在她二十五年的人生里,只存在于画报上。
2018年,她被劳务派遣到丹东一家朝鲜餐厅当服务员。第一次逛中国超市,她站在水果区走不动了。红彤彤的草莓摆在盒子里,一颗一颗,又大又亮。她凑近闻了闻,有一股甜腻腻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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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签写着:十五块八。她盯着那四个数字看了好久,伸手拿了一盒,又放下。拿起,放下,放下,再拿起。最后还是买了。
那盒草莓她吃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吃两颗,舍不得。室友笑她:“至于吗?”她没解释。不是因为贵,是因为她觉得这东西太好吃了,好到不真实。咬开一颗,汁水在嘴里爆开,她眼眶就红了。她想起妈妈在咸兴的菜市场里为了买便宜几毛钱的白菜跟人讨价还价,想起爸爸每个月领回那点工资数了又数。
在中国,十五块八,一盒草莓。
在朝鲜,十五块八,够她全家吃一顿不错的饭。
她来中国之前,在平壤接受过三个月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中文、礼仪、还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老师说,中国很发达,但你们不要被迷惑。你们是去工作赚钱的,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她当时不太懂“被迷惑”是什么意思。到了丹东,她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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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月,她不敢上街。不是不让去,是不敢。马路太宽了,她怕自己过不去。红绿灯太复杂了,她怕走错。街上的人太多了,多到她觉得头晕。更让她慌的是手机。餐厅的中国同事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吃饭的时候刷视频,买东西的时候扫码,连楼下卖煎饼的大爷都用微信收款。她拿出一部从朝鲜带来的“阿里郎”,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像一块砖头。
她不好意思掏出来。
第二个月,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中国手机。几百块钱,不是什么好牌子,但能扫码、能上网。她下载了微信,加了很多中国朋友。第一个晚上,她躺在宿舍床上翻朋友圈,翻到凌晨两点。有人发吃火锅的视频,有人发自拍,有人转新闻。她一条一条看,看得很慢。
她说,那一晚她哭了。不是因为想家,是因为她突然发现,“活着”可以是一件那么丰富的事。而在朝鲜,她的妈妈此刻应该已经睡了,爸爸还在看电视——朝鲜电视只有一个台,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节目。
餐厅的工作不轻松。每天站十个小时,端菜、倒酒、唱歌跳舞。客人来朝鲜餐厅吃饭,一半是图新鲜,一半是想看“传说中的朝鲜姑娘”。她们被要求穿上传统服装,梳一样的发型,笑着给客人敬酒。有客人喝多了,拉着她的手问“你们朝鲜是不是连饭都吃不饱?”她笑着抽回手,说“我们很好”。
回到后厨,她蹲在角落里吃工作餐。餐厅给员工管两顿饭,中午和晚上。菜比她在朝鲜家里吃的好太多——有肉,有鸡蛋,有时候还有鱼。她每次都要吃两大碗,撑得难受也吃。不是贪,是怕哪天回国了就再也吃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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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感动的事,不是什么大事。
有一天晚上她值班,外面下大雨,没什么客人。她趴在柜台上刷手机,刷到一条朋友圈,是餐厅一个中国阿姨发的。阿姨发了张照片,是金善上次从老家带回来的泡菜,配文:“我们朝鲜小妹妹做的泡菜,好吃。”
就这么一句话,她看哭了。她说,在中国,没有人看不起她。没有人因为她来自朝鲜就躲着她。她不会用扫码支付,阿姨手把手教她。她中文说得奇怪,客人笑着纠正她。她病了,同事给她买药送到宿舍门口。
“在朝鲜,我们被教育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是坏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来了以后才知道,不是的。”
合同签了三年。三年后她要回国。这是规矩,不能改。
我问她后悔吗。
她摇头,说不后悔。但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在吃草莓。这次买了两盒,没省着,一颗接一颗地吃。吃到最后一颗,她停住了,举在手指间看了很久。
“下次吃,要三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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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颗草莓放进嘴里,嚼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听说,她把那部中国手机留给了丹东的朋友。回国的时候,除了衣服和钱,什么也不许带。手机不行,充电宝不行,连充电线都不行。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朝鲜做什么。也许在某个国营单位上班,也许结了婚,也许每天还在吃泡菜、大酱汤和玉米饭。
但我知道,她这辈子都会记得在中国吃过的草莓。
不是草莓好吃。
是那个让她敢拿起草莓吃的人间,太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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