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60、80、00后，聊诗歌、青春、梦想

徐亮亮 受访者供图

2024年5月，陈姝棠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受访者供图

2026年4月，沈苇在新疆伊犁。受访者供图

1988年秋天，23岁的沈苇坐了4天3夜的绿皮火车，从浙江来到新疆。火车上，他读着里尔克的传记，记住了那句话：“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

20年后的2008年，考完高考的山西娃徐亮亮走进煤矿，开始在井下几百米的深处重新认识时间、生活和诗。后来，很多工友问他“写新的诗歌没”，他意识到，工友们在悄悄读诗。

又过了10年，2018年，北京高中生陈姝棠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记下一句词：“春风著意半蹉跎，燕子不知花事已无多。”上网查后才知道，这是明末才女叶小鸾16岁时写的句子——和她当时差不多年纪。她觉得“故纸堆里的诗词是有生命的”，从此爱上了旧体诗词。

第42届“青春诗会”近日在浙江松阳的古村落间举办。“青春诗会”诞生于1980年，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笔会。这里走出过舒婷、顾城、王家新、吉狄马加、翟永明、骆一禾……在这里，诗歌永远青春，也永远有正青春的诗人。

诗会期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3位诗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沈苇、煤矿工人徐亮亮（笔名榆木）、中国社科院大学研究生陈姝棠。他们分别是60、80、00后，有着代际差异，但曾是或正是“青春诗会”的参与者。

记者与他们聊青春，聊第一首诗，聊他们20岁时的困惑与孤独。他们的答案里，有文学青年的“边地情结”，有煤矿工人在大地内部火热生活的记录，也有00后年轻人在故纸堆里找到的“隔代诗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被诗歌“击中”的时刻吗？那是在什么场景下、读到谁的作品？如何影响了你后来写诗的方向？

沈苇：在浙师大读书时，我一直写小说，还写过几篇童话。在读过大量的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后（当时大学生普遍读琼瑶、汪国真），读到了艾略特的《荒原》，虽然读不太懂，但感到一种新的“诗歌指引”出现了。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也给了我很大“刺激”。这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召唤，对我影响至深，启发并促使我从小说转向诗歌。到新疆后，我就彻底转向了诗歌。毫无疑问，大学图书馆是我的“文学启蒙”，新疆是我的“文学再启蒙”。

徐亮亮：我在2008年高考结束后进入煤矿工作，直到现在。在学校读书时，是从阅读古典诗歌中想象未来生活的样子；来到煤矿，真正体验过生活之后，又对照生活中的细节寻找诗歌。从最初读艾青的诗歌，“向外”寻找生活，到“向内”探索诗意，我的诗歌启蒙来自我工作18年的煤矿，这是构建我文学情感结构的地基，更是文学初心扎根的地方。

陈姝棠：上高中时我梦见明末才女叶小鸾《虞美人》里的一句词，叶小鸾写这首词的时候，和我当时年纪差不多。我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叶小鸾，感觉特别奇妙。后来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与“隔代诗魂”去交朋友的过程，我希望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原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诗”是在什么年龄、什么情境下写出来的？它暴露了你当时怎样的文学趣味或人生状态？

沈苇：收入我迄今出版诗集中最早的一首诗是《一个地区》，只有4行：“中亚的太阳。玫瑰。火/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那人傍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写于1990年的乌鲁木齐。

《一个地区》记录了一个患了“青春热病”的年轻人对自己闯入的新大陆——亚洲腹地的第一印象，来不及深思，已被闷头一击。生命意志、死亡意识、宏阔的时空感……是当时基本的人生与诗歌状态，能代表我后来“诗歌进程”的一个小小的“苗头”。

徐亮亮：2014年，我结婚。我清楚记得当时井下巷道向前推进的位置，我和工友抬一台很重的水泵，其间坐在水泵上休息……我突然想到我已经在井下6年了，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存在。

2015年年底，我第一个孩子出生，却还没作好当一个父亲的准备，可这一切发生了，让在井下的我对井上发生的一切有了陌生感，让我再一次触碰到时间。当时，我写下了《煤矿工人的一天》。从那时起，我用地下巷道的深邃和漫长、铁的冰冷与坚硬、机器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来记录与井上同时发生的一切。

陈姝棠：写于2012年，当时我10岁，是配着一首古典乐曲写的。那首诗叫《乱红》：“乱世佳人红妆颜，昔日笑靥又重现。似水流年匆匆过，白发已上云鬓端。”我从小就对时间的消逝很敏感，那是一种年轻生命在宏大时空背景下的无力感，以及对美好易逝事物的挽留感。这也是我能和曾经一度“失落”的旧体诗词产生持续连接的原因之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在20岁左右时，个人生活中最大的焦虑或困惑是什么？

沈苇：是时代的理想主义氛围和“个人理想”难于落地之间产生的巨大落差与困惑。个人生活的凝滞、固化、贫乏，常常使我感到：20多岁已过上80岁老汉的生活，并一眼能望见自己的死亡。这也是我23岁成为“逃离者”去了新疆的原因之一。

徐亮亮：回过头想，没有找到那时的自己有什么焦虑或困惑。刚到煤矿上班，在视野范围就只有煤矿，煤矿是我内心世界的全部，而且我对井下那个世界还保持着足够多的好奇。

陈姝棠：我认为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作为年轻人，我心里有寄托诗歌与梦想的乌托邦，那里充盈着自由与独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需要适应一些世俗的要求。我写“我有清歌和泪唱，多年人世未收留”，就是在述说这种隔绝感。当时我面临保研，亲友们觉得我写诗占用时间和精力，应该暂时搁置；但我觉得这是表达自我的方式。很多人不能真正理解诗歌对我的意义，我也害怕自己在奔波中，慢慢消磨掉对诗歌的热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顾你的青春，当时的同龄人之间弥漫着怎样的一种“集体情绪”？

沈苇：1980年代的文学青年向往边疆，有“边地情结”，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潮，时代的理想主义氛围使然。去新疆、去西藏、去内蒙古、去青海……当时都大有人在。那不是今天流行的“诗和远方”——远方没有诗，只有同样生活着、思考着的人，同样喜怒哀乐、生生死死的人。

1999年我在乌鲁木齐写过一首短诗《两个故乡》（许多人以为是我2018年重返故乡后写的），大约能代表当时的那种“情绪”：“当我出生时，故乡是一座坟墓/阳光和田野合伙要把我埋葬/于是我用哭声抗议/于是我成长，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1988年去新疆的绿皮火车上，我读德国诗人霍尔特胡森写的传记《里尔克》，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话“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它对我的“新疆时期”一直是激励和鼓舞；现如今，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表述更得我心：“诗人总归是要回来的，肉体或创作。我宁愿相信二者都会归来。”

徐亮亮：是深邃。我高中同学在2012年来到这座矿山，我们不在同一个井下队组，又在井下不同岗位上工作，所以从来没有在窄窄的巷道里相遇——也许遇见过，但在黑暗的巷道里或许擦肩而过，没有认出对方。

在下井两年后的某一天，我们在矿区里认出了对方。我们相互看着对方，觉得和高中时期的样子没有太多变化，但又觉得哪里变了。后来，我回想那次见面，在诗歌里写出了答案：在矿区遇见我的高中同学/我们看上去依然阳光、开心和天真/依然像个孩子/只是眼睛里/有了巷道的深邃。

陈姝棠：可能是孤独。我是独生子女，父母上班很忙，我的同龄人大多住在楼房里，空间上相对隔绝。而且大部分人忙于学业，同龄人之间隔着一层竞争关系，我们即使互为好友，也往往有着淡淡的疏离感。我在《鹧鸪天·与友人赋近日事》中曾写“……劳梦寐，费相思，微凉人事感君词。如何白露横江夜，一种消磨兀自知”，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创作生涯中，什么样的体验一直是你写诗的“燃料”？这个东西从开始到现在，有没有发生变化？

沈苇：生活、阅读、游历、做饭（从8岁做到现在，已做了半个世纪，仍乐此不疲）……是一种“燃料”；从江南到西域，30年后又重返江南……是一种“燃料”；而现在，慢慢变老这个自然的过程，同样是一种“燃料”。

徐亮亮：下井10年的经历是我创作的“燃料”。它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一次次用诗歌触摸那些记忆，每次都会发现有新的诗意长出来。

陈姝棠：对创作意义的追寻。我总是为自己的写作预设一个未曾谋面的读者，这个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才是这首诗词真正的完成。我追求的这种“隔代对话”，有点类似于河北博物院出土文物《公乘得守丘刻石》的表达：“敢谒后尗贤者（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呀）”。我始终追求着这种文学的永恒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未曾改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年轻时写诗，最希望被谁读到？

沈苇：年轻时写诗，最希望美丽的女孩读到；现在写诗，最希望得到少数知己的肯定，他们是“广大的少数人”；当然，能够进入“大众传播”层面，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徐亮亮：那时候在井下悄悄写诗，想让工友看到，因为写的正是他们；又担心被看到后，我和他们之间会产生一种疏离感。直到有一天，有工友告诉我，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读了我放在宿舍床铺枕头下的我的诗集。他告诉我，他从那个诗集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和母亲、妻子、孩子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他想带一本诗集让家人读读。

陈姝棠：一开始最希望被真正理解我的人读到，后来我发现一些诗词经由新大众文艺的快速传播，抵达更广大的群体。甚至有我的高中同学在看到我写诗词后，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很好，他们也把日常琐事以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同年代的传播方式（纸质刊物、论坛博客、社交媒体）是否改变了你的创作方式和内容？

沈苇：没有变，因为内心的热爱、持续、专注和自我更新没有变。这也是我在松阳时对青年诗人说的最恳切的话。

徐亮亮：煤矿井下的传播方式还保留“人传人”的特性，所以我并没有因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写作上的干扰。只要写大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不论是新质的传播方式，还是古老的“口传”，都不会因传播方式的改变而被影响。

陈姝棠：青年诗人与诗词是互相成就的关系：青年诗人以古典之意象书写当代之情志，从而完善自身思想人格，诗词借由青年诗人得到传承。我在《鹧鸪天·恭王府海棠》中写，“要将锦绣铺春野，不做深庭寂寞红”，就尝试把“恭王府海棠”这种旧形式、旧题材翻出新意，借此表达一种当代的思想情志：让古典诗词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假如50年后，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图书馆或网站上偶然读到你20岁时的作品，你最希望他从中读到什么？

沈苇：我希望这个20岁的后来者，能够读到作品背后一个名叫沈苇的人，不，“沈苇”已化为尘埃和无名者，后来者通过诗歌读出的是时代的“内在面目”。每个人的诗都应包含这种“时代性”，这也是我常说到的当下的“无边现实主义”——历史、现实和虚拟世界的交互并置。当然，我也希望他能通过我的作品读出“另一个自己”，因为诗歌是一种能够超越时间的“同情共鸣”。

徐亮亮：曾经也有一群人，在大地内部如此火热地生活过。

陈姝棠：我希望他能从中看到我的心灵史，看见我曾鲜活、灿烂且坚韧的青春生命，看见我真正的诗心。我20岁的时候，认为诗是一种心路历程的纪念。真正的诗心是即使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与复杂，依旧对万物保有敏感、好奇与共情，真诚地热爱生命，并通过诗歌记录下来。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