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禁令已被判违法，德国起诉书反复援引，专家批不能作可靠依据

德国开审影响“极其深远”的“巴勒斯坦行动”案“乌尔姆五人组”因闯入一家以色列武器公司而面临监禁。专家警告，这起案件可能成为将直接行动刑事化的先例。2025年9月8日凌晨，一群身穿黑色连帽衫、衣服上印有红白相间“巴勒斯坦行动”标志的活动人士，闯入德国南部乌尔姆的以色列军工企业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办公室。

检方称，他们进入园区后，用斧头损坏并部分毁坏了家具、窗户和技术设备，在墙上喷涂标语，点燃烟火，并高喊“解放，解放巴勒斯坦”和“德国出钱，以色列轰炸”。从活动人士自己拍摄的闯入视频来看，这次行动中没有人受伤。他们留在现场并报警，随后被警方拘留。

自被捕以来，这五名活动人士——丹尼尔·塔特洛－德瓦利、莱安德拉·罗洛、克罗·特里克斯和佐·海卢），以及维·科瓦尔巴西奇——一直被分别关押在德国南部不同监狱，处于审前羁押状态。

亲属和律师对他们的羁押条件表示担忧，称其“问题严重”。这些条件包括电话、探视以及与外界通信都受到严格监控。其中四人每天最多有23小时被关在牢房内，阅读、锻炼和集体活动的机会也受到严格限制。

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近8个月后，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于本周一开庭。外界如今将这五名活动人士称为“乌尔姆五人组”。庭审地点设在斯图加特郊外的施塔姆海姆高安全级别监狱综合体。这个地方在德国具有强烈象征意义，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对所谓“红军派”的审判。

施塔姆海姆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高度象征性的审判地点，还因为近年德国持续打压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和行动，不少德国人从中看到了当年所谓“激进分子法令”时期压制氛围的回声。那是西德一项针对左翼人士的政策，公共部门求职者和雇员需要接受是否忠于宪法的审查，许多人因此失去从业资格。

本月早些时候，代表这些活动人士的律师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把庭审放在施塔姆海姆，等于“在审判前就预设被告有罪”，也让人难以相信他们能获得公正审判。代表爱尔兰活动人士塔特洛－德瓦利的律师本雅明·迪斯贝格认为，这起案件背后还有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德国所谓“国家理性”有关，即几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原则。

迪斯贝格说：“这起案件是在释放一个信号：直接行动，尤其是针对军工复合体的直接行动，将遭到国家机器的全面打击。在正常案件中，单纯因为财产损害和非法侵入，不会出现长达数月的审前羁押。”

多个国家都发生过针对埃尔比特设施的袭击，其中一些与英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行动”组织有关。英国政府去年7月将“巴勒斯坦行动”列为恐怖组织，但这一决定后来被英国法院裁定违法。政府针对该裁定提出的上诉本周开始审理。

五名被告此前都没有犯罪记录。但现在，他们被控非法侵入、造成超过100万欧元财产损失，以及使用违宪组织标志。其中包括“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这句口号。德国联邦内政部将其认定为哈马斯标志并予以禁止。

本案的核心还包括第四项指控：依据德国刑法第129条，指控他们属于犯罪组织成员。尽管“巴勒斯坦行动”并未在德国被取缔，但适用第129条后，国家可以以被告对社会构成威胁为由拒绝保释，并为长期审前羁押提供法律依据。如果罪名成立，仅这一条就可能让被告面临5年监禁。

集会自由问题专家葆拉·齐默尔曼表示，在这起审判中适用这一刑法条款，存在“严重的人权和法治疑虑”。

迪斯贝格说：“这里被起诉的，不只是财产损害和非法侵入，更是与国家原则发生冲突的政治异议。这些人被视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被塑造成敌人、反犹主义者、‘哈马斯支持者’。这样一来，国家就更容易不把他们当作法律主体，而是当作对手来对待。”预计法院将在7月底前作出判决。周一开庭时，五名被告戴着手铐进入法庭。随后，由10名成员组成的辩护团队与审判长卡特琳·劳赫施泰特，围绕法庭安排和正当程序问题发生紧张对峙。辩护律师认为，庭审设置——包括把被告与律师隔开的厚重玻璃屏障——使正常沟通几乎不可能，也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要求。

辩护律师马蒂亚斯·舒斯特在庭审后表示：“法院正在用威权式手段，阻止辩方行使基本权利。”他认为，国家试图把被告塑造成威胁，以此为程序的严厉程度和持续羁押寻找理由。

舒斯特说，劳赫施泰特法官多次限制辩方发言，甚至一度表示，不再接受庭审开始时提出的任何动议。“辩方实际上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权利，并被迫噤声。”

法官还强调，审判记录只能由她决定。她对辩护律师安娜·布斯尔说：“哪些内容写入笔录，不由你决定，只由我决定。”辩护团队随后表示，这种做法“破坏了公正审判的核心原则”。之后，律师团队集体离庭，并已申请要求审判长回避。

在休庭两小时后，庭审继续进行。辩护律师坐到了原本属于被告、位于厚重安全玻璃后的座位上，以此抗议这种隔离安排。舒斯特说，这样做是为了反对一种“无端妨碍辩护”且带有“污名化效果”的庭审设置。劳赫施泰特要求他们在5分钟内回到指定座位，否则将把他们彻底排除出本案。律师没有照做，法院随即宣布休庭。

齐默尔曼表示，这起审判的影响“极其深远”。她说，这一先例“有可能把本来正当的公民社会参与，推向有组织犯罪的边缘”。她还指出，这起案件可能在德国社会产生“显著的寒蝉效应”，让人们因为担心新的起诉标准，而不敢行使表达和集会自由。

针对埃尔比特德国子公司的这次行动，公开目标是阻断维持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武器供应。埃尔比特是以色列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一，以以色列军方为主要客户，并自称是以色列无人机机队的“支柱”。其产品包括以色列在加沙广泛使用的多种系统，如“赫尔墨斯”侦察与打击无人机、四旋翼无人机以及“天空打击者”自杀式无人机。2024年，埃尔比特营收达到68亿美元。

乌尔姆这处工厂原本属于德国广播电视设备制造商德律风根。2004年，德律风根被以色列国防电子企业塔迪兰收购，后者随后并入埃尔比特。这一沿革也反映出德国电子企业长期被纳入以色列军事技术体系。

专门研究以色列占领问题的独立研究员希尔·赫弗强调，乌尔姆生产的两项技术对以色列尤为关键：软件定义无线电和激光瞄准系统。软件定义无线电构成了一套内部通信网络的基础。该网络被称为“蓝军跟踪”，可实时向各军事单位更新其他部队的位置。

赫弗说：“它实际上把战场变成了一场电子游戏。”数以百万小时计的视频、音频和电磁数据被输入一个名为“炼金术士”的数据库。这是支撑以色列军方人工智能系统——如“薰衣草”和“福音”——的核心资料库，可用于在加沙大规模生成打击目标。

激光瞄准系统同时被以色列军方和德国联邦国防军使用，具有双重用途。在进攻层面，它可以实时指定目标。赫弗解释说：“这让士兵只要四处看看，就能凭自己的目光决定想杀谁、想摧毁什么。”在防御层面，它也可用于拦截威胁，包括来自“亚苏尔”型直升机的威胁。尽管有报道称这种直升机在实战中表现不佳，但两国仍在使用。

进一步披露的记录显示，2025年，埃尔比特乌尔姆工厂至少7次向以色列运送军用物资，包括激光和无线电系统，时间既有发生在“巴勒斯坦行动”闯入之前，也有发生在之后。这些货物包括用于“远距离获取目标并实施火力打击”的系统部件，以及激光预警系统和军用通信设备。“这起案件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性的”

被羁押期间，被告呼吁调查埃尔比特德国公司是否涉嫌参与加沙的战争罪和种族灭绝。其律师主张，这些活动人士的行动具有正当目标，即阻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种族灭绝。庭审中的一个核心争议，很可能就是法院是否会考虑这一动机，以及如何考虑。

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以色列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德国自身也正处于大规模重新武装阶段，这进一步加深了其与以色列的协同。2023年，柏林同意以36亿欧元购买以色列“箭－3”导弹防御系统，随后又追加31亿欧元。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军售交易。

德国联邦内政部在今年早些时候两国签署新的网络安全协议时表示：“以色列是德国在北约和欧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而这一切发生之际，国际社会——包括法院、法学学者和人权组织——对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行为谴责声不断上升。

德国官方几乎一致谴责针对埃尔比特的这次行动。以色列驻德国大使罗恩·普罗索尔在社交平台上强烈谴责称：“这些袭击是恐怖行为，必须明确这样定性，并予以严惩。”他还说：“反犹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德国绝不能有立足之地。”

这份针对五名被告、长达100页的起诉书，几乎没有认真讨论这次行动的政治动机，也就是德国支持下以色列对加沙的摧毁。相反，除了财产损害和非法侵入外，起诉书还把被告描述为一个犯罪组织成员，称他们的目标是反对以色列所谓“种族灭绝”，并否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存在权”一词在起诉书中出现了5次。起诉书称，否认以色列的存在权“显然属于反犹主义”。“种族灭绝”一词在描述以色列行为时，全部都被加上引号，呈现出一种荒诞或缺乏依据的意味。

丹尼尔·塔特洛－德瓦利的母亲米米·塔特洛－戈尔登说：“老实说，我完全不知道，一个法院在没有听取辩方证据之前，怎么能对一场行动的性质和动机作出这样的判断。这看起来非常荒谬，也让人对无罪推定原则产生根本性质疑。”

起诉书还援引了由国家资助的反犹监测机构“反犹主义研究与信息中心”的评估。近年来，这家机构的方法论持续受到批评，原因包括研究方法不透明，以及倾向于模糊批评以色列与反犹主义之间的界限。事实上，该机构甚至曾把犹太裔以色列历史学家摩西·齐默尔曼的一次演讲认定为反犹事件。

此外，“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这句口号被认定为哈马斯标志，并被进一步视为反犹主义。起诉书还把行动中喷在墙上的“婴儿杀手”涂鸦，以及现场高喊的“起义”一词，都认定为反犹主义。

在迪斯贝格看来，起诉书反复强调哈马斯、反犹主义以及“从河到海”等口号，目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被告的行动动机。他说：“这其实是在构建一种叙事，让他们的动机可以被整体抹消。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必再面对武器输送或政治责任这些问题。”

起诉书最后还把“巴勒斯坦行动德国”描述为一个仿照英国同名组织建立的团体，并多次援引英国的禁令，尽管这一禁令已被英国法院认定违法。齐默尔曼表示：“这种源于他国国家机关的定性，本身并不能成为德国刑事诉讼中可靠的评估或结论依据。”

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迈克尔·奥弗拉赫蒂最近也在一份报告中明确警告，不应采用这种一刀切式的定性。他敦促德国当局不要对支持巴勒斯坦的口号、标志或其他表达方式实行宽泛禁令，而应清楚区分受保护的政治言论与真正的反犹主义。

塔特洛－戈尔登说：“这起案件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性的。”“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不该站在那里的人”。塔特洛－戈尔登担心丹尼尔的羁押条件。丹尼尔使用“他们”作为代词。她说，丹尼尔每天有23小时被关在一间窗户磨砂处理的牢房里，每月只能探视两次，每次30分钟，而且探视时不允许谈论案件，其余时间几乎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塔特洛－戈尔登说：“我无法和丹尼尔谈论、通信或交流他们的动机。”她形容丹尼尔“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长期关注生态和去殖民问题，也深受人权理念驱动”。

在最初几个月，探视必须隔着一整面从地到顶的玻璃隔板进行。她形容那“几乎就是一个玻璃盒子”。直到包括爱尔兰议员理查德·博伊德·巴雷特、巴里·沃德和邓肯·史密斯在内的多方持续施压后，这一限制才被取消。她说：“仅仅是终于能抱一抱自己的孩子，这种差别有多大，我真的无法形容。”

维·科瓦尔巴西奇的伴侣乔西因隐私原因未公开全名。她表示，过去几个月“让人非常失去支撑”。

辩方的策略，建立在迪斯贝格所说的“紧急救助”论证之上。这是德国刑法中的一种原则，即为了防止更大的伤害，原本违法的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具有正当性。迪斯贝格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法庭上证明，真正不该站在被告席上的人不是他们。不是那些在种族灭绝持续发生时供应武器的人，而是那些试图阻止这一切的人。”

这一论证依赖于辩方希望在法庭上建立的一条因果链：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德国通过持续出口武器，构成对种族灭绝的共谋；而作为以色列军方供应商的埃尔比特系统德国公司，则在其中发挥了具体作用。

迪斯贝格坚持认为，乌尔姆案是“紧急救助”论证极为直接的一次适用，而这一论证通常由气候活动人士提出。他说：“我从没见过哪起案件，像这起案子这样，如此清楚地适合使用这种论证。”

检方援引刑法第129条，以组织犯罪的名义起诉，使得本案可以作为共同案件审理。通过把被告界定为犯罪组织成员，检方不仅可以寻求最高5年的刑期，也能为延长审前羁押提供依据。迪斯贝格说：“如果没有第129条指控，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换句话说，这场仍在进行中的审判，影响远远超出乌尔姆本地。它实际上是在检验：面对种族灭绝，直接行动——尤其是针对德国军工复合体的直接行动——究竟能否被视为一种正当干预，还是会被作为有组织极端主义加以起诉。

埃尔比特系统德国公司未回应记者多次置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