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田口廉也生于日本佐贺县,1910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17年进入陆军大学深造。
同期军官多走两条路,要么进参谋本部攀附权贵,要么赴欧美军校镀金。牟田口选了后者,却挑了四十多天就投降的法国,美其名曰“学习高端投降技术”。
这趟留学没给他带来预期的晋升资本,回到日本陆军,他在人事内卷中输给背景深厚的同僚,只捞到连队队长职位。
他满心不甘,却在石原莞尔等军国主义分子的操作中看到机会,开始刻意迎合扩张政策,为日后发迹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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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牟田口任华北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驻丰台第三大队正好是卢沟桥事变的导火索。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借口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入城搜查被拒,牟田口下令炮轰宛平城,第一发炮弹就击中行政专署大厅。
他后来在笔记中直言:“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这一枪让他获得金鹰三级勋章,晋升少将,官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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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调任关东军副官,1941年升中将,任第18师团师团长,参加太平洋战争。他双手沾满中国军民鲜血,却在日军内部被视为“功臣”,这种畸形的军功观,最终将他推向更荒诞的战场。
1944年3月8日,时任驻缅日军第15军司令官的牟田口,发动代号“乌号作战”的英帕尔战役。
他集结三个师团共8.5-10万兵力,宣称“三周拿下英帕尔”,计划“坐吃丘吉尔供应”,片面强调“因粮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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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效仿成吉思汗的运粮方式,他让部队驱赶大批活牛活羊,甚至征用东南亚猴子和大象运输物资。参谋提醒后勤不足,他怒斥:“成吉思汗远征时,只用三匹马跟随,还能横扫欧亚大陆,你们的后勤观念太落后!”
战役打响后,英军凭借空中优势切断日军补给线,美军45架运输机紧急增援英印军。日军口粮锐减,数万人染病,防线摇摇欲坠。
第31师团师团长佐藤幸德请求撤退,牟田口却下令:“没有粮食?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草食民族,丛林里那么多草,怎么会饿死?”他真的命令十万日军全员吃草,甚至让士兵“用肉、物体和灵魂作战”,把人当奶牛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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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日军开始吃树皮、草根,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雨季来临,道路泥泞,补给彻底断绝,日军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这场惨败被称为“日本陆战史上最愚蠢的一战”。
7月2日,东京大本营被迫下令停止作战,牟田口被解除军职,12月编入预备役。同僚怒斥他“剖腹自杀吧,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他却表演切腹戏码后苟活,甚至自费印回忆录辩解,叮嘱儿子在葬礼上散发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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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牟田口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关押于东京巢鸭监狱及新加坡樟宜监狱,1948年3月假释回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东京开了家“成吉思汗饭馆”,用曾经坑死部下的偶像名字做生意,在谴责声中度过余生。
1966年8月,这位“鬼畜名将”病逝,结束了荒诞的一生。
牟田口的故事绝非孤例,二战中,日军高层充斥着这种脱离现实的狂热分子,他们迷信精神力量,蔑视后勤保障,视士兵生命如草芥。
从诺门坎到瓜达尔卡纳尔,从缅甸到冲绳,无数日军士兵成为这种愚蠢指挥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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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生轨迹,是军国主义体制孕育的怪胎。一个能在卢沟桥蓄意挑起战争的刽子手,一个能下令士兵吃草的指挥官,一个战后开饭馆自我调侃的战犯,三重身份叠加,折射出战争机器如何扭曲人性。
战争带来的永远是苦难,牟田口用枪声点燃战火,又用草叶终结数万日军生命,最终在历史审判中留下千古骂名。
和平年代的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惕任何形式的狂热与傲慢,避免悲剧重演。
那些视人命如草芥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抛弃,牟田口廉也的荒诞一生,早已写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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