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考古惊现男主角与三十四位女伴的合葬墓，文物之美令人感动落泪

江苏盱眙，大云山。

2011年，考古队在这里清理一座陪葬墓的时候，从棺椁里找到了一件小东西。

这东西不大，3.7厘米长，搁在掌心只占一半。

银质的，龙首形状，钩身刻着云纹，纹路里嵌了金，虽然埋了两千年，那种精致劲儿还在。

南京博物院后来把它放进展柜，围观的人隔着玻璃看，很少有不凑近的。

吸引人的不是它的大小，是它的秘密——这东西能分开。

像虎符，左右两半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

掰开之后，内壁露出来了，阳文阴文，四个字的小篆：长毋相忘。

也就是说，刘非送给自己宠妃淳于婴儿的这件东西，合在一起才看得见完整的誓言。

银带钩出土的时候，旁边还有一枚铜印章，双面的。

一面刻着“妾胜适”，是名号；另一面刻着“淳于婴儿”，是姓名。

这两样东西一起出现，主人的身份就定了，江都王刘非的妃子。

陪葬品里有银带钩、有铜印章，规规矩矩的。

但这枚带钩的结构和别的都不一样。

考古队也发现了别的带钩，九号妃嫔陪葬墓里就有虎形金带钩，也能左右分开，可那上头没有刻字。

唯独这一件，内壁刻了“长毋相忘”。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则斌后来解释这件事，说得直白，说这个设计拿秦汉的虎符来做对应，虎符分开就是两半，合在一起才能调动军队，这带钩合起来才能看见完整的字，带点暗号的意思。

暗号，这就有点意思了。

刘非是诸侯王，手底下管着江都国，照理说他不用跟谁传暗号。

可他偏偏把这四个字藏在一个日常系在腰上的小物件里，不是张扬的宣告，是合起来才看得到的秘密。

在汉代，长乐未央和长毋相忘是两句常见的祝福语，后者“时常思念，切勿挂怀”的意思，刻在带钩的内壁，隐秘得很。

这意味着，刘非不是随便赏赐了一件东西下去，他花了心思。

把这个物件做成可分开的结构，让誓言藏在内壁，只有戴的人自己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淳于婴儿把带钩带进了墓葬。

这就是说，她活着的时候戴在腰间，死了也没摘下来。

陪葬品是可以选的，一个妃子下葬，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有规制管着。

她选择了带上这件东西。

如果只看《汉书》上那几行字，很难把这个做了银带钩的男人跟一个“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的诸侯王联系起来。

但刘非的人生，就是从打仗开始的。

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

吴王刘濞带头造反，兵锋直指长安。

那一年刘非十五岁。

按《史记·五宗世家》的记载，他主动上书，志愿领兵打吴国。

汉景帝给了将军印，让他上战场。

吴国被击破之后，第二年改封刘非为江都王，让他治理原来的吴国地盘。

十五岁。

搁现在上高中二年级，放到两千多年前，带兵打仗。

刘非是汉景帝的第五个儿子，跟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比刘彻大十二岁。

七国之乱那会儿，刘彻大概还在宫里玩泥巴，刘非已经在前线了。

这段经历在他后来的陪葬品里能看出来。

大云山一号墓出土了大量兵器，还有车马陪葬坑，光战车遗存就有五十多辆。

陪葬品会告诉你这个人一辈子在意什么。

刘非在意打仗。

不过他后来又上书请求去打匈奴，汉武帝没批。

这事儿值得琢磨。

刘非的军功是真的，十五岁就替朝廷平了叛乱，手里攥着将军印，按说他应该是朝廷倚仗的军事力量。

但汉武帝没让他去。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匈奴大举入边，刘非主动请缨，天子不允。

这之后过了两年，刘非就去世了。

史料没有明说为什么不批，只留下了这个结果。

但刘非在位二十七年，把江都国治理得不错。

这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董仲舒。

汉武帝把董仲舒派到江都国当国相，名义上是辅佐，实际上朝廷派去的国相在诸侯国里多少带着点监视的意味。

董仲舒当时已经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然后就把这个人派到了自己哥哥那里。

刘非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不仅一改过去皇室成员狂妄骄奢的毛病，而且尽守臣职。

刘非采纳了。

这里面有学问。

一个十五岁就靠军功上位的诸侯王，手里有兵，腰杆子硬，对朝廷派来的国相——还是个主张儒术的文人——能做到“采纳”，这不是软弱，是政治判断。

墓葬里有一件漆耳杯，上面刻着“廿七年二月南工官”的字样。

二十七年，刘非正好做了二十七年的江都王。

这东西就是他从在位到去世的时间线。

2009年，大云山的消息传出来，是因为盗墓。

那年1月12日，安徽天长铜城的一辆轿车里发现了两具死尸，后来又找到两名死者。

查下来，四个人都是在大云山盗墓的时候死的，墓室塌了，炸药毒气泄漏。

这案子一出，大云山上有古墓的消息就藏不住了。

南京博物院的人赶过去，钻探之后发现整个大云山山顶是一处大型汉墓区。

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下半年开始抢救性发掘。

挖出来的规模让人倒吸凉气。

整个陵园占地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近似正方形，边长差不多五百米，四面都有陵墙。

陵园里面有三座主墓、十三座陪葬墓、两座车马坑、两座兵器坑，还有建筑基址和道路。

陪葬墓的布局有讲究，离主墓越近，等级越高。

墓室规模、棺椁结构、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全都按照跟主墓的距离逐次降低。

整齐划一，等级分明。

这是西汉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完整呈现。

一号墓是主墓，刘非的墓。

竖穴岩坑墓，平面呈中字形，用了黄肠题凑的结构——这是汉代诸侯王级别才能用的葬制。

一号墓和二号墓各出了一套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

金缕玉衣，说白了就是用金丝把上千片玉串成一件真人大小的衣服，裹在尸体上。

全国范围内，金缕玉衣只出过九件。

大云山一件，另一件在二号墓，那是谁的位置，史料和考古资料都指向王后。

还有玉棺，镶玉漆棺，全国出土过三例。

两例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和江苏狮子山楚王陵，第三例就在这里。

编钟也出土了，十九件的完整一套，上层钮钟十四件，下层甬钟五件，从小到大排列。

鎏金龙纹的铜虡业和铜虡兽座，是第一次发现。

统计下来，光一号墓出土的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陶器就超过一万件。

这么多东西，放在地下两千多年，盗墓的来过好几拨，大云山那片区域之前一直是采石场，开山开了几十年，陆陆续续有文物流出去。

等考古队到的时候，主墓室已经被盗扰过了，很多随葬品要么被搬走了，要么被毁了。

但就算这样，剩下来的东西依然多得惊人。

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成果被江苏省文物局局长龚良评价为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六十二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龚良还说了另一句话：“墓室里面的情况，就相当于他当时做官和家庭生活的状况；墓室外陵园的状况，相当于他所在做官城市的状况”。

汉代人视死如生，墓里摆的东西，就是活着时候用的东西。

所以大云山一号墓里那些兵器、车马、编钟、漆器、金银器，不是什么专门的冥器，是刘非生前用过的真家伙。

他带着这些东西下葬，意思是死了以后继续用。

大云山汉墓一开始的发掘方向，跟最终确认的墓主不是同一个人。

考古队进场之后，根据墓葬形制、黄肠题凑结构、玉棺玉衣制度，先确定这是一座诸侯王级别的墓葬。

但这个王是谁，有好几种可能：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堂邑侯陈婴家族，以及江都王刘非和刘建父子。

刘濞的嫌疑最大。

大云山的地理位置在原来的吴国地盘上，刘濞是吴王，又是刘邦的侄子，七国之乱的头儿。

而且以前有个说法，江都王刘非葬在仪征的庙山，所以一开始没人往刘非那儿想。

但考古证据慢慢推翻了这些猜测。

首先，黄肠题凑和金缕玉衣的规格排除了侯爵级别的可能性。

刘濞按说也有资格用这些，但问题是，他是叛乱失败被杀的，封国都被废了，不太可能享受这么高规格的厚葬。

考古专家后来也说了，一个带头组织七国之乱、最终因叛乱被诛杀的人，有可能享受这种待遇吗？

答案是否定的。

接着，随葬品里开始出现带文字的器物。

通行灯上刻着“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银盘上刻着“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

这些标记明确指向江都国。

荆王刘贾和吴王刘濞的时代比江都国早，这两个人就被排除了。

剩下的是刘非和刘建父子。

纪年文字的器物帮了大忙——“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漆器、“廿二年南工官”漆器、“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

二十七年。

刘非在位二十七年，而刘建只在位八年就自杀了。

时间线对不上。

出土的器物里没有出现刘建时期的东西，所有带纪年的随葬品都落在刘非的在位时间里。

墓主身份确定了，大云山一号墓的主人是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

有意思的是，大云山汉墓的主人被认错这件事，本身就有历史的反讽意味。

吴王刘濞和刘非，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

刘濞是七国之乱的带头大哥，刘邦的侄子，封地在吴国，跟中央朝廷对着干，最后兵败被杀。

刘非是替朝廷打刘濞的人，十五岁就领兵击吴，战后改封到江都，管的就是刘濞原来的地盘。

刘濞是叛乱者，刘非是平叛者。

大云山汉墓在最开始被推测是刘濞的墓。

也就是说，专家们差一点把平定叛乱的人的陵墓，归到了叛乱者的名下。

这不光是学术判断的偏差，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江都王刘非在文献里记载太少。

刘非的生平，《史记》里只在《五宗世家》里有几百字的记录，《汉书》的记载也寥寥几行。

相比之下，刘濞因为七国之乱的事件，在史书里反而有更详细的记述。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怪，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

但考古证据不会骗人。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件件都在说话。

那些刻着“江都宦者”的器物、那些纪年漆器、那一整套诸侯王级别的葬制，都在指向同一个人：刘非。

这趟考古发掘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它改变了学界对西汉诸侯王葬地的认识。

此前一直有人认为江都王的墓地在仪征庙山，大云山汉墓的发掘直接把这种说法推翻了。

庙山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反而要重新评估了。

陪葬坑里的战车、暗花纹兵器、带有西亚风格的银器，这些东西都说明刘非的江都国在当时的对外交往上不是闭塞的。

江都国地跨现在的江苏、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和江西一部分，是个不小的地盘。

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接触西亚风格的东西不奇怪。

但这些东西出现在一个诸侯王的墓葬里，说明西汉初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比文献记载的要活跃得多。

不过，在一万多件文物当中，真正让普通人记住大云山汉墓的，不是金缕玉衣，不是编钟，不是那些金银器，而是那枚3.7厘米长的小银带钩。

九号妃嫔陪葬墓里出土过一件虎形金带钩，也是可分合的，但没有刻字。

金子的，比银的更贵重。

可刘非偏偏选了银的给淳于婴儿刻字。

这选择值得玩味。

金带钩是虎形的，威风，贵重，分合的结构也有，但里头没有誓言。

银带钩是龙首形的，小巧，钩身错金，图案是汉代典型的圆涡形云气纹。

刘非没有在更贵的材料上刻字，而是在这件银器上动了心思。

他找了工匠，按照虎符的构思，把银带钩设计成可分合的结构，又让人在两半内壁分别刻了阴阳文的“长毋相忘”，合在一起才看得到。

李则斌的解释很到位：这种东西并不是所有的嫔妃都有，诸侯王跟嫔妃之间也有不同的亲疏。

言下之意，刘非有三十四位妃嫔，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真心的，但这件银带钩上的四个字，只给了一个人。

史料没有记载淳于婴儿的生平。

除了那枚双面印章上刻着的“妾胜适”和“淳于婴儿”，后世对她一无所知。

她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进宫的，什么时候去世的，全都没有记录。

她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名号。

但就是这个名号，“妾胜适”，胜适——适应、合适的意思，可能是刘非给她的封号。

在这位十五岁就上战场的王爷眼里，淳于婴儿或许就是那个“合适”的人。

银带钩是在淳于婴儿的棺椁里找到的。

她戴着它下葬。

这举动本身就传递出一个信息：对她来说，这件东西很重要，重要到她决定带进坟墓。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介绍这件文物的时候说过，它曾经系在一位美丽女性的腰间，用来束紧腰带。

一个日常的物件，随身佩戴，日复一日。

想想看，两千多年前，一个叫淳于婴儿的女人每天系着这枚带钩，吃饭的时候碰到它，走路的时候碰到它，整理衣裳的时候碰到它。

带钩的内壁刻着四个字，别人看不见，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种隐秘的私人情感，被刘非以虎符式的设计包裹起来，像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

后来这枚银带钩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里亮相，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

节目播出之后，不少人专门跑去南京博物院看它。

看的人多了，议论也多了。

有人说这证明了刘非是个深情的人，也有人说一个诸侯王有三十多个妃子，谈什么深情。

这些讨论都有道理，但又都不算太到位。

用现代人的感情标准去衡量两千多年前的诸侯王，多少有点隔靴搔痒。

关键不在于刘非到底有多爱淳于婴儿——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关键在于，在汉代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诸侯王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情感，这件事本身就很有分量。

他不写诏书，不刻碑文，不在公开场合说那些漂亮话。

他找工匠做了一个小东西，把誓言刻在内壁，只有合在一起才看得到。

这种表达方式，隐秘，克制，不张扬。

这跟文献里“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的刘非判若两人。

在所有人面前，他是那个骁勇善战的诸侯王，十五岁就领兵打天下的将军，朝廷忌惮的宗室力量。

但在淳于婴儿面前，他选择了另一种语言。

有人把长毋相忘银带钩和现在的婚戒放在一起比较。

但这两件事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婚戒是戴在手指上的，全世界都看得见。

银带钩藏在腰间，铭文藏在内部，合在一起才看得见。

婚戒的誓言是公开的宣告，刘非的“长毋相忘”是一种私密的承诺。

这种私密性在汉代的宫廷环境里尤其耐人寻味。

淳于婴儿只是三十四位妃嫔中的一个，在深宫里，她不需要所有人都知道刘非对她说了什么。

她只需要自己知道就够了。

《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分集导演丁曼文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深情必定是寡言的，四个字道尽了一生百转千回的情思，哪怕此生已走到尽头，也不想忘记你。

这话说得好。

长毋相忘不是“我爱你”三个字的直白，它带着一种担忧，一种怕忘了的担忧。

“时常思念，切勿挂怀”，里面有牵挂，也有安慰。

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依然能感觉到那种分量。

古人的浪漫和现代人确实不一样。

现代人追求的是仪式感，要在特定的日子、特定的场合、用特定的方式表达。

古人的表达方式更日常，把情感寄托在日常使用的物件上，让它融入每一天的生活。

银带钩是束腰用的，每天都要用。

刘非把誓言刻在这上面，意味着淳于婴儿每天整理衣裳的时候都会碰触到这四个字。

这种浪漫不是一场烟火表演，是渗进日常里的。

公元前128年，刘非去世。

《史记》的记载很短：“立二十六年卒。”

但实际上应该是二十七年。

从他徙封江都的公元前153年算起，到去世，整整二十七年。

那件“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就是证据。

关于他的死，史书没有详细的描述，只说他在位二十七年去世。

没有说他怎么病的，也没有说临终前说过什么话。

他上书请求打匈奴被拒之后，可能心里不痛快，也可能就是到了寿数。

史料没写，我们也不能编。

他去世之后，江都王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刘建。

刘建这个人，史书写得很详细，但不是什么好事。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非还没下葬，刘建就跟他父亲宠爱的美人淖姬搞到了一起。

后来更是越来越出格，跟自己的姐妹乱伦，私制玺印，多次触犯律令。

汉武帝派宗正和廷尉去查办，刘建知道躲不过去了，自杀了。

封国被废除，改成广陵郡。

一个十五岁就替朝廷平定叛乱的诸侯王，儿子最后落得这个下场。

刘非在位二十七年，把江都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采纳董仲舒的方略，尽守臣职，算得上善始善终。

但他的儿子把一切都葬送了。

到刘建自杀的时候，江都国就不存在了。

大云山汉墓里，刘非的陵园规模宏大，陪葬品奢侈。

但刘建的墓葬在大云山陵园里也有位置，虽然比刘非的规模小得多。

这座陵园见证了江都国从建立到废除的全过程。

长毋相忘银带钩到底是谁做的，文献里没有记载。

汉代有专门的官府作坊，比如“南工官”，就是负责制作器物的地方。

刘非在位期间，“南工官”制作了大量漆器、铜器、金银器，墓葬里出土的很多器物都有“南工官造”的铭文。

银带钩很可能也是出自南工官之手。

但设计思路肯定是刘非自己的。

虎符式的可分合结构、龙首造型、错金云纹，再加上内壁的阴阳文刻字，这套设计不是工匠自己能决定的。

在古代，诸侯王级别的器物设计，尤其是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物品，大概率是墓主本人参与了构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汉代的银带钩出土过不少，但可分合带钩的数量并不多，可分合带钩中刻字的更是仅此一件。

这枚银带钩不仅是爱情信物，也是汉代金属工艺的一个标本。

3.7厘米的小物件，要做到可分合，严丝合缝，还要在内壁刻字，这需要非常高的工艺水平。

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在2023年1月正式开馆，馆藏文物一万多件套。

但长毋相忘银带钩长期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是南京博物院历史馆汉代章节的明星文物。

2018年七夕前夕，它在南京博物院第一次公开亮相，之前一直因为研究和保护的需要没有专门展出过。

2017年它曾经去过美国，也去过海南省博物馆展出。

现在去南京博物院，在历史馆的汉代部分，能找到这枚小小的银带钩。

它摆在展柜里，3.7厘米长，安静得很。

不了解背景的人可能一眼就扫过去了，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件小东西身上有一整套的故事：盗墓、考古、西汉诸侯王的陵园规制、十五岁上战场的王爷、董仲舒的辅佐、三十四位妃嫔、一枚双面印章，还有刻在内壁的四个字。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则斌说起这枚银带钩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准确的说法：这东西带有暗号的意思。

暗号，就是只有特定的人才能读懂。

两千年后，这枚银带钩被挖出来了，暗号被破解了，但那个只有两个人才能读懂的秘密，依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长毋相忘。

四个字，刻在3.7厘米长的银带钩内壁。

一个诸侯王送给一个妃子。

妃子把它带进了坟墓。

然后它在地下躺了两千年，直到2011年重见天日。

这枚银带钩现在还在，但戴它的人已经不在了，送它的人也不在了，刻在上面的四个字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