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伊朗的“另一支军队”如何参与作战

随着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多月前发动的冲突中，外界高度关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支军事指挥部门在伊朗战争行动中的参与度也在稳步提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又称Artesh）是伊朗的常规军事力量，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称Sepah或Pasdaran）并行运作。两者各自拥有独立的陆、海、空军种，共同隶属于伊朗武装部队。

从正式职责划分来看，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维护伊斯兰共和国及其意识形态的完整性，而Artesh则承担更传统的领土防御任务。但在实际运作中，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以及整个地区的“抵抗轴心”盟友中巩固了影响力，在资源和职责方面常常将Artesh边缘化。

Artesh在伊朗国防中扮演了一个被忽视的角色，甚至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内部运作中也处于相对不显眼的位置。其直接指挥层基本保持完整，而革命卫队的大部分原领导层却在当前冲突以及此前6月的“十二日战争”中丧生。

同样在此次冲突中，Artesh采取了行动，这是其数十年来首次大规模动员，主要通过发射“阿拉什”型无人机进行作战，而革命卫队则发射了“沙希德”系列无人机和多种导弹，以回应以色列的打击。

不过，多伦多大学比尔·格雷厄姆当代国际历史中心研究员、安全分析师沙赫里亚尔·帕桑迪赫对媒体表示，尽管与革命卫队相比能力有限，“但Artesh参与这场战争的范围已大幅扩大。”

自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Artesh的所有三个军种均参与了战斗。这场对抗付出了代价，最显著的或许是美国对伊朗海军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伊朗海军的大型水面舰队主要归属于Artesh，而革命卫队海军则更依赖小型快速攻击艇。

但Artesh也发动了一些反击。

“除了成为主要目标（尤其是在海军领域）之外，有记录显示Artesh的攻击无人机已被用于打击整个地区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以色列。”帕桑迪赫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IRIAF）似乎在战前就接到指示，试图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目标发动大胆的进攻性空袭。”

有报道称，今年3月至少有一次这样的出击行动，据称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一架上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的F-5战斗机执行，成功突破了美国在科威特的布林兵营的防空系统，这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的“绝对空中优势”构成了意外挑战。

“除了防空活动外，Artesh的地面作战部队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战时警戒状态，尤其是在有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策划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从伊拉克入侵伊朗之际，”帕桑迪赫说，“或者当有报告显示美国正在考虑沿伊朗波斯湾海岸线和哈尔格岛实施地面作战行动时。”

不过他指出，尽管Artesh的人员规模远大于革命卫队——大约40万人，而革命卫队估计有12万人——但其作战能力仍不及革命卫队。

“Artesh的地面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质量上非常有限，非特种部队的Artesh人员总体上与装备相对简陋的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相比，更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地面作战的能力。”帕桑迪赫说。

“虽然Artesh的地面部队也在升级其短程（即射程500公里以下）打击能力，但这些能力与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相比仍然相形见绌，更不用说与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相比了。”帕桑迪赫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装备非常差，原因是数十年资金不足，并且操作着一支战备水平低、高度老化的战斗机部队。”

牛津大学伊朗问题分析师阿什坎·哈希米普尔将Artesh的角色描述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控制着伊朗的防空能力”。

“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则更多地扮演着进攻/升级的角色。”哈希米普尔对媒体说，“对海湾国家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以及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进行的各种海军行动（布设水雷、蜂群战术等），都是革命卫队所为。”

在战场之外，Artesh与革命卫队共存于伊朗国内相互竞争的复杂且有时不稳定的生态系统中。

管理这种平衡，是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长期执政期间的首要任务，直至他在开启当前冲突的美以打击中丧生。

中东政策委员会高级常驻研究员、战略预测专家卡姆兰·博哈里长期追踪伊朗内部局势的演变。他认为，哈梅内伊在晚年已开始提升Artesh的地位，以制衡日益强大的革命卫队。

但博哈里表示，随着哈梅内伊去世，以及其儿子兼接班人穆杰塔巴的缺席——后者自3月初被任命以来仅以书面声明形式进行沟通——战争打断了这一“尚未成熟”的进程。

“革命卫队仍然控制着很多事情：电信、国内安全、经济、弹道导弹计划、核计划等等。Artesh控制不了这些。”博哈里对媒体说，“他们仍处于通往权力之路的早期阶段。现在，这一进程被推迟了。”

美以的打击也直接产生了影响。冲突开始时，伊朗军方两位级别最高、具有Artesh背景的人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勒拉希姆·穆萨维和国防部长阿齐兹·纳西尔扎德——在遇害后已被革命卫队人物取代。

穆萨维是在6月份其前任、革命卫队重要人物穆罕默德·巴盖里少将被杀后才接任此职。穆萨维的晋升为阿米拉·哈塔米少将领导Artesh担任伊朗陆军总司令腾出了位置，这一职务他至今仍在担任，使他成为迄今为止在这场冲突中幸存下来的最高级别军装官员。

尽管如此，他的影响力仍被崛起的革命卫队人物所掩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任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瓦希迪，以及最近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尔哈德尔。就连与美方共同领导谈判、并受到特朗普政府直接接触的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也有革命卫队背景。

但随着谈判似乎搁置，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威胁到战事重燃，影响力的天平可能再次发生转移，尤其是——正如博哈里所指出的——“如果革命卫队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那就会为Artesh介入创造空间。”他说。

这种转变是否可能发生，以及它对伊朗更广泛的发展轨迹意味着什么，仍是激烈争论的焦点。

即使在战前，一些分析人士就曾提出，鉴于Artesh更具常规性质，它可能成为美国和以色列推动伊斯兰共和国内部变革的工具。这样的举动具有历史意义，因为1979年结束君主制的伊斯兰革命中，伊朗军队决定倒戈反对国王，是决定性的转折点。

在外国发动的战争背景下，伊朗的防线仍然稳固。

“问题是，在战争状态下，你必须保卫国家。”博哈里说，“你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权不一致，但这不仅仅是政权的时刻，因为这不仅仅关乎政权，还关乎国家。”

“如果你被视为某种伊朗民族主义力量，那么国防就是你的特权，因此你也必须进行防御，而在那一刻你无法将自己与革命卫队分开。”博哈里补充说，“所以，在目前这个时刻，这些差异被暂时搁置了。”

曾在美国2015年伊朗核协议谈判团队任职的中东研究所外交研究员艾伦·艾尔认为，在意识形态层面，Artesh与革命卫队之间的界限早已开始模糊，任何试图让两者相互对抗的希望也随之消失。

“实际上，我认为在意识形态上，革命卫队和Artesh的高层领导之间没有太大差别。”艾尔对媒体说。

“在革命初期肯定有差别，”艾尔说，“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鉴于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1989年以来一直是关键任命的主导者，这种差别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