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提及“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日形繁殖。十八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
- 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
- ——苏轼元祐五年上奏朝廷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
苏东坡疏浚前的北宋,西湖经历一场由自然规律与人类活动共同导致的生存危机,这背后是泥沙淤积、围湖造田、管理缺位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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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雕像,源于杭州苏东坡纪念馆。
- 苏东坡(1037—1101),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及政治家,文学艺术成就卓著,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林语堂写苏东坡“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是因为十八年前那个水光潋滟的西湖,如今竟被野草吞噬了一半,这不仅是一座自然美景的毁灭,更是民生疾苦的缩影。因为西湖是杭州百姓的唯一淡水水源,也是京杭运河的水位调节器。
本文主要从苏轼所在的宋代,谈谈西湖湖泊面积萎缩的原因、萎缩速度快的原因、苏轼治理西湖的措施。
1 西湖面积萎缩的原因
对于大部分湖泊来说,湖泊萎缩是一个缓慢,但持续的自然过程叠加人为干扰加速的结果。对于西湖而言,也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1 自然淤积:无法抗拒的地质宿命
(1)自然演化:泥沙淤积与水生植物的生态演替
地理缺陷: 西湖三面环山,四周的山溪(如金沙涧、赤山泉等)不断将泥沙冲刷入湖。西湖平均水深极浅,泥沙极易沉积。
(2)自然内生基础:西湖天生极易淤积沼泽化
西湖是钱塘江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水潟湖,湖底平缓、水深极浅,本身就具备极强的淤积敏感性。其水源主要依赖周围山区的溪流,这些溪流在带来淡水的同时,也携带着大量泥沙。
上游山洪、钱塘江潮倒灌会持续带入泥沙,不断抬高湖底,为水生植物繁殖提供了绝佳的土壤环境。在缺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泥沙不断在湖底沉积,逐渐抬高湖床,水域面积自然缩小。地理学家竺可桢曾断言,若无人工疏浚,西湖终将被自然淘汰。
(3)水体富营养化:葑草疯长:生态失衡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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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对湖泊内营养盐迁移转化的影响
林语堂书中提到的“蔓草”,主要指“葑草”。它是造成湖面快速封合的核心植物,也就是茭白等水生植物的根茎盘结而成的草甸。这种挺水植物在浅水区生命力极强、生长速度极快。
湖水变浅后,阳光能穿透到湖底,这为水生植物(如葑草、菰蒲等野草)提供了完美的繁殖条件。野草繁茂后,枯枝败叶沉入水底,进一步抬高湖床,形成“泥炭”。湖底淤泥为葑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葑草茂盛生长,其草根会与湖底淤泥紧密缠绕固结,又加速泥沙淤积,形成“淤泥 → 葑田 → 更多淤泥”生态失衡的恶性循环,浅水湖泊必然走向“湖泊——沼泽——陆地”的自然消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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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沉水植物复合群
快速形成连片的“葑田”,直接侵占水面,还进一步加速泥沙沉积,水体流动性和自净能力也大大下降。
2. 人为核心诱因:治理体系崩溃与人为侵占的双重暴击
(1)人为侵占:围湖造田与城市扩张
北宋中期,杭州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对耕地、水产的需求激增。 随着湖面变浅,权贵与百姓纷纷在西湖浅水区种植葑草,进而垫土筑堤,围垦湖面造田(即“葑田”)。这种“与水争地”的行为直接蚕食了湖面,还大幅降低了西湖蓄水能力,进一步拉低水位、加速葑草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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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围垦(来源:地球知识局)
(2)城市发展与水利功能的恶性循环
杭州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污水排入西湖,加剧了水体富营养化,进一步助推葑草疯狂繁殖。同时,西湖淤积导致蓄水量锐减,失去了对杭州运河的水位调节能力,运河依赖钱塘江潮倒灌维持通航,而江潮裹挟的大量泥沙又反过来加剧了城市水系与西湖的淤积,形成无法自行逆转的恶性循环。
(3)管理缺位:疏浚工程的长期停滞
唐代白居易等官员曾治理西湖。从白居易离任到苏东坡第二次任职杭州,其间近二百年,大规模的官方疏浚几乎中断,导致问题积重难返。原因在于缺乏持续、系统的维护机制。一旦地方官更迭或朝廷政策重心转移,疏浚工程便陷入停滞。
五代吴越国统治杭州时,专门设置了千人规模的“撩湖兵”,日夜开展西湖疏浚、除草维护,这是西湖长期保持稳定的核心制度保障。
但北宋统一江南后,直接废除了撩湖兵制度,西湖水利管理权责混乱,转运使主管水利却只重漕运、轻视地方湖泊维护,原有的岁修制度彻底瓦解,从宋初到熙宁年间,西湖长期处于“废而不治”的状态 。
新旧党争下出现治理真空,缺乏对西湖萎缩的有效干预。这十八年,北宋朝堂处于新旧党争的剧烈动荡中,政策反复、官员频繁调动。宋代知州一任三年且不得连任,杭州历任主官要么深陷党争无暇顾及地方水利,要么没有经费、没有权限开展大规模疏浚,更不敢得罪侵占湖面的权贵、豪强。西湖的淤积、侵占没有得到任何遏制,每年的破坏量持续叠加,从缓慢积累直接进入加速爆发期 。
(4)水源枯竭
唐代白居易治湖时,曾引钱塘江水入湖以资灌溉。到了宋代,由于引水渠道长期失修,城市建设和水利设施的缺乏,西湖失去了江水的冲刷与补给,自净能力和冲淤能力大幅下降,加速了湖泊的老化。
综上所述,西湖的萎缩,是先天自然禀赋的内生缺陷,叠加北宋中期人为治理的系统性崩塌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人为因素是核心主导。
2 为何十八年恶化如此之快?
林语堂笔下“十八年之间,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到“遮盖了一半”的惊人速度,是多种因素共振的结果:
(1)生态阈值被突破
苏轼初到杭州时,湖面主体水深仍能抑制葑草大范围扩散;十八年的持续无人治理,让大面积湖面水深跌破了葑草最适宜生长的临界值,葑草从零星斑块变成连片覆盖,繁殖速度呈几何级增长。如当地父老所言“十年以来,水浅葑合,如云翳空,倏忽便满”,生态系统进入了不可逆的加速崩塌。
葑草的根系极其发达,具有强大的固土能力,会拦截原本应当沉入深水区的泥沙。密集的葑草根系固结淤泥过程中,形成新的“陆地”,为更多杂草提供有利的生长条件,形成难以逆转的生态退化。腐烂的草叶让湖水变得更富营养化,导致野草以更疯狂的速度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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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阈值
生态学上的临界点效应(正反馈循环)表明,西湖作为浅水湖,其生态存在关键的临界阈值。湖面越小,单位时间内泥沙填满剩余湖面所需的时间就越短。泥沙淤积出现了“滚雪球”式的恶性循环,越过临界点后,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2)水文条件恶化
湖面缩小导致水体流动性变差,水深变浅,水温升高,这些都为喜温水生植物的疯长创造了绝佳条件,加速了湖泊的沼泽化进程。
(3)气候波动的影响
历史资料记载,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前后,杭州连续遭遇严重的水旱灾害。极端气候可能导致西湖水位剧烈变化,干旱时,湖岸线后退,淤泥裸露,为葑草向湖心蔓延提供有利条件;洪涝时,上游带来更多泥沙,进一步抬高湖底,双重冲击加速了西湖的萎缩与沼泽化。
(4)社会经济的催化
北宋中后期,杭州作为东南重要城市,人口和农业活动密集。对葑田(可耕种的水面)的短期经济利益追逐,可能使得民间甚至官方默许了对湖面的侵占,在短期内加剧了萎缩。
随着湖底持续抬高、湖面变浅,围垦湖面的成本越来越低,更多人加入到侵占西湖的行列,“越淤越围,越围越淤”,形成了恶性循环闭环。围垦让湖面进一步缩小、水位进一步下降,而水位下降又让更多区域具备了围垦和长草的条件,直接导致湖面萎缩速度翻倍。
(5)政治因素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政治环境,及随后的新旧党争,让北宋政治生态失衡。这十八年,正是北宋政治最动荡的时期。
王安石变法期间,官员考核指标存在偏差。朝廷极度渴求农业税收和开垦荒地的政绩。因为开辟农田,农业税收增加,成为官员重要政绩表现。而维护西湖不仅不生钱,还要耗费巨资。地方官员为了迎合新法,对民间围湖造田往往视而不见,个别地方鼓励“开发废弃水面”。
苏东坡在奏折《乞开杭州西湖状》中指出,杭州本来有专门管理西湖的“巡湖兵”(负责湖面保洁与水利维护),但这十八年来,由于官府挪用经费、管理涣散,水利官职形同虚设,西湖彻底处于“无人管”的野生状态。
3 苏东坡的治理智慧
面对“更二十年,无西湖矣”的威胁,苏东坡上书朝廷,力陈“西湖五不可废”——若西湖废,则城市供水断绝、运河干涸、稻田缺水、盐业受损、酿酒业崩溃,从而争取到了朝廷拨下的救灾款。为了获得皇帝支持,苏轼加上一条理由,即北宋建国之初,西湖被指定为皇家放生池,其中放养“羽毛鳞介”数以百万,水中鱼鳖“皆西北向稽首为人主祈千万岁寿”。苏轼将西湖疏浚这一水利工程与皇家福祉,国运昌盛联系到一起,上升到政治高度,且可以造福于民,同僚们难以推诿、抵制。
苏东坡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系统治理思维:
(1) 科学规划与资金保障
他深入调研,先后上书《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等,从饮水、灌溉、航运、税收等多方面论证治理的必要性。朝廷采纳了苏轼的治湖建议,获得一百道僧人“度牒”的资金(一万余贯)。他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招募灾民参与工程,既解决了劳动力问题,又救济了百姓。
苏轼通过各种渠道募集疏浚西湖的巨额资金:争取朝廷追加拨款;申请减价出售赈灾粮食,出粜常平仓米,减价出售筹款,又雇人于西湖上种植菱藕筹款,还出售自己的书画作品。 他还设置了一个名为“开湖司公使库”,专门管理“西湖种植菱藕诸项目”的利钱收入,作为以后西湖清淤费用,由此可见苏轼之思虑深远。
(2) 葑草管理
控制水生植物的过度生长,减少植物残骸对湖底淤积的贡献,同时也减少了植物对水流的阻碍,有利于泥沙的随水排出。苏轼所主持的这次西湖治理工程规模浩大,用工达 20 万,短短半年,清除葑田 25 万丈,恢复了唐代西湖的规模,称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使西湖的边界一直到达湖两岸的南北二山。
葑草管理机制的建立,则是在源头上控制了水生植物对水流的阻碍作用,保证了水体的畅通。
(3) 疏浚工程
直接清除了大量的湖底淤泥和水生植物,类似于现代湖泊生态修复中通过底泥清除来改善水质和生态环境的做法。这使湖泊水深增加,提高了蓄水量和水体自净能力,间接优化了水流的连通性,大大延缓了湖泊的自然老化过程。
(4) 优化引水
苏轼的治湖措施,不局限于西湖本身,而是将西湖与钱塘江水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科学地调配引水和排水,一定程度上实现西湖和钱塘江之间的水位联动和资源共享。通过对西湖湖区的综合治理,维持了西湖的生态功能,这对于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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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设施示意图
苏轼的引水方案包含沉沙等措施,将有效减少钱塘江携带的泥沙进入西湖。现代研究表明,湖泊的富营养化会导致藻类水华和大型水生植物的过度生长,这些植物的残骸沉入湖底,进一步加剧了泥沙淤积和有机质的积累。
(5) 除草建塔,限制开发
拆除湖中大量私围葑田,并对全湖进行了挖深,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划定水域边界,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西湖再次淤塞,从根本上解决了“围湖造田”的痼疾。三座石塔,即今日西湖之“三潭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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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背面的三潭映月
(6) 建设苏堤,一举三得
清除的巨量葑草淤泥如何处理?治理西湖挖出湖底的淤泥和葑草,苏东坡创造性地用以修筑了一条从南屏山到栖霞岭的长堤,被堆成一条纵贯湖面的长堤,这就是后来为闻名天下的“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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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湖志》上的苏堤春晓
建设苏堤,处置了废弃物、解决了湖上交通问题,还造就了“苏堤春晓”的千古美景。苏堤将西湖分作内外两湖,其上建 6 座石桥以沟通长堤两侧湖水,保证湖水的流通性。
(7) 建立长效机制
为防止问题复发,他设立“开湖司”专职管理,将湖边部分水面租给农民种菱角,用租金作为维护基金,并立三座石塔(今“三潭印月”)禁止塔内水域种植,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 。这套集清淤、利用、管理、预防于一体的方案,体现了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思想。
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如果没有苏东坡在这关键十八年的“踩刹车”与“大手术”,西湖大概率会在宋代就彻底沦为沼泽和农田,后人将无缘再见“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了。
4 历史的镜鉴与启示
从苏轼第一次任杭州通判(1071-1074 年)到第二次任知州(1089 年),间隔仅十六七年(《苏东坡传》中为约数“十八年”),西湖葑田面积从十分之二三飙升至一半,本质是长期积累的隐患突破了生态临界值,进入了加速崩塌的阶段。
西湖的千年兴衰史,是一部浓缩的人地关系教科书。它告诉我们:
- 湖泊,尤其是城市湖泊,是极其脆弱且需要精心维护的生态系统。自然淤积是其生命周期的一部分,但人类活动可以显著加速或延缓这一过程。苏东坡的成功在于他尊重自然规律(如利用农时除草),并以系统工程思维,将生态修复、民生保障、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融为一体。
时至今日,西湖依然需要定期疏浚和维护(如 2000 年代初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从“葑田如云”到“淡妆浓抹总相宜”,背后都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对生态价值的坚定守护,以及一代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地理与历史的交汇点,往往就在这湖光山色的变迁之中。读懂西湖的萎缩与重生,也就读懂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一部微缩史诗。
参考文献
- 王劲韬 《苏东坡时期杭州西湖的水利及水文化探析》
- 孙卓 《苏轼的治水实践与启示》
- 林语堂 《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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