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 我做了教授

曹聚仁

我做了教授

题记：我居然做了大学的教授，而且在文史系教授之中，区区也不算是很差的，并没人怀疑我，以为不该担任这样的教职的。

一九二一年夏天，我在杭州第一师范毕了业，第二年，除了在吴家做家庭教师，还兼任一家女中的教课；到了一九二三年秋，我便做了大学教授；那时，我只有二十一岁。从那一年起，我就一直担任大学的教课，直到一九四八年，接到了教育部的教授证书，我已做了二十多年的教授了。一个五年制师范的毕业生，一直就在做大学教授，说起来，也颇为有趣的。那时，我还不曾知道钱宾四先生，他也是中学毕业生，做了北京大学的史学教授；华罗庚先生，他只念了小学，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有着世界声誉的。

什么是教授？在资格审查项目下，首先要算到留学欧美各国，在大学研究院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或者是工程师学位的。其次才是国内大学毕业获得学位的；又其次，才是专门研究有著作的。我呢，当然什么都不是，最多也只能算是写稿卖文的人；然而我居然做了大学的教授；而且在文史系教授之中，区区也不算是很差的，并没人怀疑我，以为不该担任这样的教职的。在教育部承认我是教授以前，各大学当局早已承认我了；我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上海法学院，都担任了六年以上的教职；此外，还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中国公学、大夏大学，以及教育部大学先修班做过教授，也就这么做下去的。

第一回我做的教授，乃是一些美术家所创办的上海艺术专科学院，校长吴梦非，一位提倡美术教育的画家；他是杭州两级师范的优级毕业生。这一家学院，和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差不多的。大概，那一时期的专科学院，就等于当时的高等师范，一种专科性的学院。吴校长要我教国文，每点钟的教薪很微薄，和中学的教薪差不多，这对于我倒不十分在乎。因为我已经有了吴家的教职，兼职的额外收入，多少可以不计，而且总算做了教授了。国文教课，那些课文，都是我所早已读熟了的，并不困难。大学的课文，有的早在小学教本选到过了，上讲台去讲一遍就是了。最糟的，乃是学生之中，有一位姓沈的，乃是我在一师时的同班同学，第一眼看到了，总是很难为情似的；我相信第一堂课，一定讲得不怎么好。好在沈兄满不在乎，而且我在一师任学生会代表，以善于写文告出了名，他觉得上了我的国文课也颇不错的。只有那两点钟的社会教育学，我自己知道实在懂得太少，讲得并不好，也就那么挨了一年便算了。第二回的大学教授，也是一家艺术大学，叫做上海艺术大学，规范比艺专小得多，却有大学之名。我记得吴稚晖先生任董事长，陈望道师任校长，丁衍镛先生任教务主任。这家大学，办得并不久，却闹了几回大风潮。我担任国文课，教些美术诗文，应付了一年多。第三家大学教授，那是路矿学院，叶楚伧先生介绍我去教的，也只教了一年多。

一九二五年秋天，我担任了国立暨南学校的国文教师，到了十月间，又担任了大学部商学院的国文教授，这才一本正经做起教授来了。暨南学堂，本来专为培植海外华侨青年子弟而设的学校，以中学部为主干。本来设在南京；一九二四年，才移到上海近郊真如镇来了。（真如离上海十二华里，以真如寺得名。“真如”，佛经中语，译为真茹者误。）那时，和上海商学院在沪西合办了商科大学；后来两校分设大学商科，暨南的大学商科也从上海移到真如来了。暨南之有大学，便从商学院开始的。（潘序伦兄任院长。）那时暨南的校长姜琦（伯韩）师，原是杭州第一师范的校长。他给暨南中学部的学生，为了国文教师问题搅得十分头痛了，忽然想起我来，要我去试试看。一试居然不错，第一个月，叫我担任初中二三年级的国文教课，到了九月间，又叫我担任高中师范科的国文；到了十月底，又叫我去尝试大学商科一年级的国文，这就注定了我的国文教师的命运了。在我去担任这几班的国文教师以前，学生们已经把好几位国文教师杯葛掉了。姜校长才用我去做挡箭牌，在他也只是尝试尝试而已。

我怎么可以大模大样做起大学的国文教授来呢？当时，我自己也不明白的。那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的四五年，年青的学生对新文学比较有兴趣，而大学的国文教师，多数是受科举思想熏陶了的旧文人，不独对于欧美文学常识以及新文艺作品，毫无所知，连清代朴学家经史之学，也缺乏研究。这一来，在大学教室中教课，和青年学生所要求的，有些南辕北辙，合不拢来了。当时，一些在新文坛露了头角的青年作家，他们对中国古文文学的修养，实在差得很。即算是名作家，一上了讲台，就搅昏了，应付不下去了。我呢，在当时，总算是承受了先父和单不庵师的古文遗产，大学教本中的教材，大体还可以了解得应付得过去的。一面，我又是受了五四文学思潮的洗发，对新文艺作品和欧西文学颇有兴趣；当然说不上贯通中西文学，至少对于那一时期流行着的术语可以领会得，说得明白，应付得不会十分离谱的。因此，先前那几位国文教师所碰到的困难，在我是不存在的。加以，我研究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检论》和《齐物论释》，和胡博士的新考证学，也就对一些语文上典物上的疑问，可以剖解得有条有理了。在那一时期，像我这样的人，也算得贯通古今中外了。不过，我只是那一时期的桥梁，算不得是语文专家。我自称为“教书匠”，而不是文学家；我当时的雄心，颇想成为一个史学家，我颇愿担任中国通史的教课。可是，每一家大学，总是叫我担任国文教授，而不是中国通史。只有中国公学，让我教过一学年的史学通论，也不是中国史。到了抗战胜利，我重回上海，又在暨南大学兼课，教的却是新闻学和采访学，也不是中国史。我教了二十多年的国文，竟没有让我试试教中国通史的机会，在我真是一个缺憾。前几年，我曾刊了《万里行记》，这又是一个教材设计。

我之担任国文教课，乃是从民国女中开始的。这一家女中的莫校长，也是教育界的畸人；她是湖南人，创办这一女中，事实上是革命党人的托庇所；所以，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如叶楚伧、邵力子、王淮君诸先生，都在那儿教过书。和我同时任教的如严慎予、陈德征诸兄，也都是《民国日报》的同仁。我是接上了邵先生的国文教职教下去的；他用的是郭沫若译的《茵梦湖》（斯托姆原著），乃是抒情的文艺名著，恰合上了青年人的兴趣。我所添加的，乃是章士钊先生的《甲寅存稿》，新的文体，只是论政文字，比较高深一点，对女生不十分相宜。后来我到了暨南学校，就改变了国文教材，一部分用了周氏兄弟所译介的《域外小说集》，和林琴南译述的《拊掌录》，再加上了黄公度的《人境庐诗钞》。我选了这些用古文体翻译的西洋名著，效果颇好；因为一面可以养成青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能力，一面也介绍了西洋文学名著；而且，可以在讲堂上说得头头是道。此间有一位暨南旧同学，他见了我的面，就提起了周氏兄弟所译的《灯台守》（小说，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的名作之一），可见这类作品感人之深。后来，我也介绍了《庄子·秋水篇》，《荀子·解蔽》，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颜之推《家训》；近代的也推荐了严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和黄远生遗著。过后想来，这都是属于思想方法论和文学批评一类的著作，在那过渡时代，对于语文入门研究，颇为有用的。（我教外国学生读《浮生六记》、《老残游记》，教中国学生读《天演论》、《拊掌录》，收效颇大，这也足备语文教师的参考。）我的师友中，一心研究文字学、文法、修辞学的很多，而且很多成了专家。我也曾向这一牛角尖中去钻；这对于成为一个教书匠，颇为有用。（修辞文法之书，并不能引我们上创作之路，不会帮我们成为文学家；可是有着消极作用，使我们免于文法修辞上的错误。）我曾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连载过《粉笔屑》，即是教书匠的自述。

我并不想自夸我的国文教学上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功，应该说，我幸而免于国文教学上的失败，我毕竟是受过师范教育的学生。我明白国文教学并非为天才创作家而设；我的教学，只为着一般人的语文修习着想的，那些文学家，不妨列之于门墙之外的。我初在暨南初中二年级时，有一位姓杨的学生（他是台湾籍的侨生），在第二学期的结尾，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说：“……老实说，我是素来不在教室中听国文课的，自从你来教国文以后，我才觉得读读国文，也颇有道理。后来，有一段时期，我又觉得你的思想不够前进；到了现在，才懂得国文课并不是思想宣传班，而是语文常识与技术的修习。我承认你是一个教书匠。”这封信，比任何褒奖令还使我觉得很光荣。我教了二十多年书，毕竟成为中规中矩的教书匠，也可说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