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周三就“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作出裁决。外界原本预计,这一判决将重创一项长期存在的联邦规则——该规则在一些州保障黑人和拉丁裔选民获得最低程度的代表权。而阿利托执笔的多数意见,的确给了这项规则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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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利托的意见远不止于此。加入这份意见的只有最高法院中的共和党籍大法官。卡莱案几乎是在公开宣示一种立场:州议员应当被允许划定有利于本党、并尽可能把对手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立法选区。
卡莱案最直接的影响,是拆除了联邦法律中所剩无几、原本还能制约选区操弄的一道防线,即《投票权法》中规范种族性选区操弄的条款。在周三上午之前,《投票权法》有时会要求各州增设由某一少数族裔占多数的立法选区。卡莱案实际上使这一规定失去效力,而且是通过两种方式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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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阿利托的意见实际上恢复了1980年“莫比尔市诉博尔登案”的标准。该案认定,原告若主张某州法律违反《投票权法》,必须证明州议会在立法时具有“种族歧视动机”。
1982年,国会通过修正案否定了莫比尔案的做法,明确规定:即便州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并无种族主义意图,只要某项州法律“导致美国任何公民因其种族或肤色而被剥夺或限制投票权”,就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阿利托虽然否认自己的意见等于废除了1982年的修法,但他的论证建立在一个意义并不大的区分之上。他一方面声称,卡莱案“并不要求认定存在故意歧视”;另一方面又写道,《投票权法》“只有在相关情形足以强烈推断出曾发生故意歧视时,才会追究责任”。换句话说,新规则与莫比尔案并无实质差别,只是多加了“强烈推断”几个字。
随后,阿利托又对反选区操弄诉讼作出更深一层的削弱。他把“各州必须被允许进行党派性选区重划”这一原则,抬升为足以压倒《投票权法》防范种族性选区操弄保障的优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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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三之前,《投票权法》尤其会严格审视那些出现在种族分化投票州的选区地图。所谓种族分化投票,通常是指白人选民压倒性支持共和党,而非白人选民则投票给民主党。如果没有《投票权法》,这些州往往只会给少数族裔极其有限的代表权,因为占多数的白人共和党人可以把种族当作识别民主党选民的替代指标。
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通过划区,让这些非白人民主党人在州议会或国会中只占很少席位。卡莱案却要求,《投票权法》原告“必须将种族与政治区分开来”,并证明“真正决定选区边界的是前者”。因此,如果一张地图同时实现两件事——既压低黑人代表权,又压低民主党代表权——那么这张地图几乎肯定会被维持,因为原告极难证明,制图者针对的是黑人选民,而不是民主党选民。
从实际效果看,这意味着,在选民投票呈现明显种族分化的州,政府几乎总能免于种族性选区操弄诉讼。因为它们只需证明,本州地图是为了让共和党受益而划定,就足以进行抗辩。
此外,阿利托在4月就公布了这项判决,而最高法院最具争议的案件通常会拖到6月下旬才宣判。这等于给那些过去必须遵守《投票权法》的“红州”共和党人额外多出两个月时间,去重画有利于本党的国会选区。即便这些州不赶在2026年选举前重划地图,今后选举中这样做也几乎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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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卡莱案不仅是阿利托所属共和党的重大胜利,更是“选区操弄应在没有联邦监管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这一主张的更大胜利。
卡莱案之前,关于选区操弄的法律是什么样的大体而言,州立法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操弄选区。其一是“种族性”选区操弄,即州政府为了最大化某一族裔选民的政治力量、同时压低另一族裔选民的政治力量而划定地图。
比如,可以设想这样一张地图:把全州黑人选民尽可能塞进一个国会选区,同时把白人选民分散到其他选区,以便更高效地选出尽可能多的白人候选人。
另一种则是“党派性”选区操弄,即州政府通过划区,尽量扩大某一政党的代表席位,同时压缩另一主要政党的影响力。
2019年,在“鲁乔诉共同事业案”中,最高法院中的共和党多数派认定,联邦法院不得受理针对党派性选区操弄的挑战。但1982年修订后的《投票权法》仍然会在某些情况下禁止稀释少数族裔投票力量的地图。修法后的《投票权法》规定,凡是“导致美国任何公民因其种族或肤色而被剥夺或限制投票权”的州法律,都可能违法。种族性选区操弄之所以构成对投票权的限制,是因为它让某一族裔选民投出的票,比另一族裔选民的票更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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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1986年“桑伯格诉金格尔斯案”中确立了卡莱案之前的这一分析框架。金格尔斯框架虽然复杂,但核心主要围绕两个问题:第一,一个州在居住格局上是否存在按种族分隔的现象;第二,该州选民是否因政党选择而呈现种族分化投票。
金格尔斯案承认,当居住隔离与种族分化投票同时存在时,就会形成两个彼此分离的政治共同体,它们会持续支持不同候选人。比如,一个州的一部分地区是投票给共和党的白人选民,另一部分地区则是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选民。
在这样的州,占多数的一方会利用其对州议会的控制权,划出让少数群体几乎没有代表权的地图。因此,《投票权法》有时会要求这些州增设由某一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以确保该群体不会被不公正地剥夺代表权。
尽管阿利托声称,自己在卡莱案中的意见“并不要求放弃金格尔斯框架”,但这一说法并不属实。金格尔斯案本就是最高法院试图落实1982年修法精神的产物,而修法明确要求,只要某项法律“导致”少数族裔代表权减少,就应受到怀疑。如今,阿利托通过恢复莫比尔案对种族主义意图的要求,实际上等于废除了1982年的修法,至少在重划选区案件中是如此。
更进一步说,阿利托在卡莱案中的意见,几乎把金格尔斯案的逻辑彻底颠倒了过来。金格尔斯案认为,正因为种族分化严重的州更容易产生不公正地图,所以这些州在《投票权法》下有时负有更特殊的义务。卡莱案却反过来认定,种族分化严重的州在面对种族性选区操弄诉讼时,反而享有更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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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卡莱案的逻辑,一个被指控实施种族性选区操弄的州,只要证明其地图同时也有利于控制州议会的政党,就可以据此抗辩。结果就是,种族分化最严重的州,反而会对挑战其地图的诉讼享有最高程度的豁免。
这项判决最直接的影响,是那些过去受《投票权法》约束的“红州”,如今可以自由重画地图,以最大化共和党的代表席位。比如就在2023年,最高法院还曾要求阿拉巴马州为遵守《投票权法》增设一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如今,阿拉巴马州完全可以取消这个选区,只要它声称这样做是出于党派考虑,而非种族考虑。
更广泛地看,卡莱案对党派性选区操弄的推崇几乎不加掩饰。这很可能会打消各政党最后一点顾虑——即如果各州划出的地图过于明显地偏袒自己,最高法院是否还会出手制衡。鲁乔案已经确认,党派性选区操弄是被允许的;而卡莱案实际上进一步裁定,只要种族性选区操弄同时服务于党派目标,它同样可以被允许。
一个更不确定的问题是,未来几十年黑人代表权将如何变化。卡莱案将允许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取消许多目前由黑人或拉丁裔议员占据的国会席位,并把它们改造成白人共和党选区。其结果之一是,许多少数族裔选民今后将不得不与白人选民结成联盟,才能选出自己属意的候选人。这样的联盟未来是否会形成,目前仍有待观察。
但在那之前,卡莱案将增强白人共和党人的权力,同时整体削弱民主党和有色人种选民的力量。围绕选区操弄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共和党刚刚获得了一件威力强大的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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