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札记·齐桓公与三个坏人

齐桓公是春秋第一霸，人多称颂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伟业，以及管仲“尊王攘夷”之良策。然而霸业之成，在管仲；霸业之毁，则在桓公自身。尤其桓公晚年宠信三个大奸之人——竖刁、易牙、开方，以致身死尸蛆，近一年才下葬。此三人之恶，管仲曾严词警告。今细读之，不独见三人之奸，更见桓公之欲。

易牙：口食之欲

易牙之事最令人骇异。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临终前对桓公说：“易牙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近。”易牙本为厨工，精于烹调。齐桓公尝戏言：“寡人尝遍天下美味，唯未食人肉。”这本是一句妄语，易牙却当真记下。次日，他竟蒸了自己三岁的幼子，献于桓公。桓公食之甘美，问是何肉，易牙坦然以告。读者至此，无不惊悚。然而桓公的反应呢？据《史记》记载，桓公虽表面应允管仲去之，实则不舍。

桓公为何离不开易牙？答案很简单：口食之欲。桓公贵为诸侯之长，天下一应珍馐皆已尝遍，寻常美味已不足以刺激他的味蕾。易牙能“杀子以适君”，正说明他揣摩到了桓公欲望的极端——一种对超凡口福的病态追求。《战国策》称易牙“调和五味而甚甘”，《论衡》亦云“易牙之调味，则欲以甘饔奉君”。桓公贪恋那份极致的美味，宁可留下一个杀子之人，也不愿失去舌尖的快乐。口食之欲，看似微小，实则能使人丧失是非之心。

竖刁：安佚之欲

竖刁之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言：“竖刁自宫以近君，非人情，不可近。”竖刁本非阉人，为能入宫侍奉桓公，不受男女之嫌，竟然自毁身体，去其势。此等残忍自虐之举，管仲一语道破：一个人若连自己的身体都能如此残害，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然而桓公偏偏亲近竖刁。为什么？因为竖刁能满足桓公的安佚之欲。竖刁自宫之后，以“内侍”身份日夜不离桓公左右，起居洒扫、传令通报、乃至侍奉寝卧，事无巨细，无不殷勤。对于一个年老且操劳国事的君主而言，一个“永远在身边、绝无男女之嫌、从不出宫外”的仆人，实在是太方便了。桓公贪图这份安逸与省心，渐渐觉得管仲所说的“非人情”不过是小题大做。安佚之欲，让人懒于思考，惯于依赖，最终被小人牢牢控制。

开方：权势之欲

开方为卫国公子，《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评之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不可近。”“倍”即“背”，背弃亲生父母的人，内心一定另有所图。

桓公为何离不开开方？因为开方能满足桓公的权势之欲。开方出身于诸侯公子，身份贵重，却俯首帖耳甘为臣仆，这本身就让桓公感到一种征服的快感——连别国的公子都来投靠我，我的霸业何等的威风！开方又善于逢迎，每当桓公发号施令，开方总是第一个赞颂：“君侯真天下霸主也！”这种话语不断强化桓公的自我膨胀。更重要的是，开方常常为桓公打探诸侯情报，出谋划策如何继续号令诸侯，俨然一个“外交谋士”的模样。桓公贪恋这种居天下之上的权势感，便舍不得离开开方了——尽管管仲早已警告，一个连父母祖国都抛弃的人，迟早也会抛弃你。

《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

齐桓公卒后“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

“秋，八月，葬齐桓公。”

从死亡到下葬，隔了将近一年。这中间便是齐国内乱。原因便在于齐桓公之欲。

“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

这里的“雍巫”即易牙，“雍人，名巫”。两周制度，“雍人”掌烹饪之事（《周礼》有“雍人”之职）。易牙通过寺人貂（竖刁）才能接近桓公。 “因”者，凭借也。易牙虽是厨师，但宫廷之中，非有内侍引荐，不能直接进奉。竖刁身为寺人（宦官），正是桓公身边亲近之人。易牙与竖刁勾结，二人互为表里。桓公“亦有宠”于易牙。 这里的“亦”字值得玩味——此前说雍巫因竖刁而“荐羞”，继而说雍巫“亦有宠”，暗示桓公先已宠竖刁，又因美食而宠易牙。口腹之欲与安佚之欲，二者交织，桓公遂陷于小人包围而不自知。

“公许之立武孟”，桓公既已托付公子昭于宋襄公，却又因长卫姬之宠——以及雍巫、竖刁的从中运作——而许诺立武孟（公子无亏）。齐桓公的晚年昏聩，正在于此：他无法拒绝身边人的请求，无法克制自己对宠姬和佞臣的偏爱，最终导致了身后的大乱。

读此三人，最可叹者不在三人之奸，而在桓公之欲。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桓公也是人，有口腹之欲、安佚之欲、权势之欲，本无可厚非。然而欲望若无理性节制的堤坝，便如洪水泛滥，最终连“杀子”“自宫”“背亲”这等违背人伦者，都能因为“对我有用”而被容忍。管仲能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却不能改造桓公的欲望结构。待管仲一死，欲望的缰绳便断了。

后世读史者当以此为鉴：凡能做出超越常情之举以求媚上者，必有所图。而为人上者，尤当警惕自己的欲望。此言虽老生常谈，然千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