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当时,一个副部级高级干部变相索贿受贿,利用手中权力捞好处。中央纪委接到举报后,着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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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个案子办起来阻力重重,有人觉得“级别太高,不好动”,有人想着“给个教训就行了”。几经反复,最后拿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给这位副部级干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消息传出来,党内立刻炸了锅:一个副部级干部,搞索贿受贿,就这么轻飘飘地过去了?很多人摇头叹气:这哪是处分,简直是“挠痒痒”。
就在这个决定即将通过的节骨眼上,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坐不住了。那天晚上已经快11点半了,他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拿起电话接通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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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传来声音后,陈云一字一顿地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代。”
接着,他又让秘书转告中央纪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
为什么陈云这么激动?因为他心里装着一本“血账”。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还有抗美援朝战场上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十几万志愿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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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命换来的新中国,怎么能让少数人以权谋私、玷污了党的名声?陈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个副部级干部犯了法,如果只给个不痛不痒的警告,那跟没处理有什么区别?老百姓还会信任吗?
在陈云的强硬坚持下,案子重新审议。最终,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央纪委的处理意见:给予这位副部长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的各种职务。
国务院据此决定,撤了他的副部长一职。从“严重警告”到“撤职察看”,陈云硬是把这个案子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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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云对违纪干部的态度一向如此,不搞“下不为例”,不问“官有多大”。那时候,党政军机关里刮起一股歪风:向下属单位要高级轿车、换好车。
陈云看到情况反映,当场批示:“凡是别人送的或者个人调换的汽车,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那个时候,不少子女利用父母权力经商、办企业,甚至拿着外商赞助的“自费”名额出国留学。陈云只要看到这类群众来信,就转给有关负责人,并附上一句:“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让孩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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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提出不许领导干部子女及其配偶经商,陈云觉得还不够,明确建议:“应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可以再扩大一点。”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1983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师范学校因为教师待遇低招不到人,马上想到自己的二女儿陈伟华是北师大毕业的。他对秘书说:“南南(伟华小名)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她今后也要归队。”
女儿接到父亲的话,二话不说,辞去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回到母校当了一名中学历史老师。这一干就是20年,直到退休。有人说陈云“太较真”,他却说:“如果不这样,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先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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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陈云那句“无法向几百万烈士交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更是对历史、对人民、对烈士的庄严交代。今天再读他的这些话,依然掷地有声,依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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