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摊贩杀死两名城管判死刑，其子被伊能静认养，如今怎样了？

2013年9月26日，沈阳郊区一座陵园。两百多个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手里拿着白菊，有人低着头不说话。

一个孩子站在最前面，怀里抱着父亲的骨灰盒，盒子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还很年轻。人群中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夏哥，走好。”

几天前，夏俊峰被执行死刑。

如果没有那一天的冲突，他的人生大概完全是另一幅模样。

沈阳一家电机厂倒闭后，夏俊峰下岗了，打零工、拿低保，日子紧巴巴。

儿子聪明，喜欢画画，拿过好几次东北赛区儿童绘画一等奖。

夫妻俩看着贴在墙上的奖状，觉得再苦也值了。为了攒钱送孩子去北京学美术，他们借了一笔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在沈阳五爱市场摆流动摊。

2008年前后，五爱市场附近聚集着不少像夏俊峰这样找不到出路的人，靠摆摊糊口。

正规摊位租金贵，租不起，只能推着三轮车打游击。

“见城管就跑，跑不了就跪”，是那个地方许多小贩心照不宣的生存法则。

一年多来，他们就这样周旋着，每次听到风声就蹬车跑路。

2009年5月16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六。

头天晚上有人说，第二天有个执法人员结婚，估计都去喝喜酒了，不会来查。

夫妻俩一合计，决定早点出摊多挣几个钱。

上午十点刚过，摊子支起来才五六分钟。

夏俊峰还没反应过来，几十个摊贩已经炸了锅似的四散奔逃。

他启动三轮车想跑，被当场按住。

几十个瓶瓶罐罐散落一地。

听说他跪下去说“给一条生路吧”，没人应声。

三轮车和液化气罐被拖走了，人被带上了皮卡车。

妻子张晶看见丈夫被几个人围在中间，再后来就看不见了。

她赶紧去凑钱，想把人和车赎回来。

钱还没凑齐，民警先到了。

她被告知：夏俊峰杀了两个人。请来的律师去见他，他托话带回来：“我肯定是死刑了，不要为我花钱。留着钱给儿子买好吃的。我对不起你们。”

他说的版本是，自己被人关在一间空房里，有人打他，还用脚踹他裆部。

他痛得弯下腰，手摸到口袋里的刀。

那把刀原本是打算削水果用的。

他说自己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举刀乱挥，只想让对方住手。

但法庭上没有采纳“被殴打”的说法。

当时在那间屋子里的人除了他以外，只有两名执法人员。

两个人已经死了。没有人能证明他说的殴打发生过。

2009年11月15日，一审宣判死刑。

消息传到网上，舆论几乎一边倒。

那几年关于城市管理纠纷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很多人天然地将夏俊峰视为被逼上绝路的底层弱者。

他成了一个符号，不再是一个杀了人、即将面对死刑的男人。

很少有人追问那两名死者是谁，他们有没有家人，家人后来怎样。他成了符号，那两个死者成了某个概念的一个佐证。

201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一个名叫伊能静的女明星公开认他的孩子为义子，承诺资助到大学毕业。她说听说这孩子画画很有天赋，不想让才华被埋没。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争议。

有人感动，有人质疑。但无论怎样，孩子是无辜的——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懂。

这个孩子后来真的长大了，他的画在北京办了展览。

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是一个清瘦、安静的少年。

那是夏俊峰生前最想看到的画面。

他想让孩子好好学画，长大了当画家，所以他去摆摊。

摊子被没收，他死了。

死在那个夏天之前。

孩子一天也没有被父亲抚养过。

到办展览那天，父亲已经走了很多年。

后来，很多城市的街头悄然发生着一些细小的变化。

有执法人员蹲下来和小贩说话，不再只站着用手指。

有的地方划出临时的疏导点，让小贩有了可以合法摆摊的位置。

这些改变，没有人会承认跟夏俊峰有关。

它们只是慢慢来到了这个社会，像一阵风吹过去，留下一些脚印。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之后，关于他是不是英雄、是不是过了的争论也渐渐变少了。

没有人是彻底坏的，也没有人是彻底好的，他只是做了一件再也没法挽回的事。

用一条命抵两条命，用自己的命换儿子的学费。

这学费太贵了。

任何一个人的命，都贵到根本不能用钱来衡量。

一个成年人拿起刀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赢家了。

他死了，那两个执法人员也死了。

两个家庭散了。

留下来的孩子，要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长大。这个社会偶尔会记住一些人，但不是全部。

大多数人像路边的草，被风吹过之后，又被新来的风吹倒，再也直不起来。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偶尔有人提起，会感慨几句，点一根烟，然后掐灭，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没有人能替死者原谅，也没有人需要替死者原谅。

对这件事的想法？大概只是希望，以后再没有小贩和执法人员之间发生这种事。

不管是推车的人，还是穿制服的人，都好好活着。

那些想让家人过好日子的普通人，能有一条不必以命相搏的活路。

这就是唯一的想法。

这份沉默，也是我们对这些事情最后能做的回应——沉默不是忘记，是希望它们不再发生。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