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民兵到志愿军战士——王宜春战斗的一生 | 作者 侯万明

骆运水利工程管理处的退休职工王林，总习惯在节庆日或革命纪念日把全家人召集在一处，指尖拂过父亲王宜春留下的泛黄日记，摩挲那些边缘早已磨得发亮的斑驳勋章，和后辈们一同追忆父亲横跨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那些浸着硝烟味的文字，那些带着战场余温的奖章，串起了一个革命者从少年到白头的信仰之路，也刻着一个普通家庭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厚重记忆。

1925年，王宜春出生在原宿迁县皂河镇三湾村的贫苦农家。他刚满8个月时，父亲就在支河口遇翻船事故不幸遇难，整个家的担子全压在母亲一人肩上。靠着母亲没日没夜做针线、打短工，再加上娘家偶尔接济，王宜春和姐姐才勉强填饱肚子，还读了几年私塾，认了字、懂了理。年少时的他见惯了国民党兵痞横征暴敛、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土匪恶霸欺男霸女，心里早就埋下了“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种子。1945年，在表侄张玉标的动员下，有进步思想的王宜春毅然参加了民兵，成了临运乡地方武装的一员。1946年4月，时任临运乡副乡长的张义才找到他，压低声音问：“小王，我看你思想进步，愿意为穷人谋幸福，你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吗？”王宜春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对着粗糙的土坯墙秘密宣誓的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从此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党的。”同年9月，他被编入六分区一支队一营三连，先后参加了陆集、仰化集的地方战斗，随后又转战淮阴、连云港等地，正式踏上了戎马生涯。

刚加入民兵组织时，队伍里最缺的就是枪。张义才给大家鼓劲儿：“我们共产党人就是白手起家，敌人手里有，我们就去夺过来！”他们打听到沈楼的恶霸地主沈某养着护家队，手里攥着五六条枪。一个深夜，王宜春跟着五六个民兵在张义才的指挥下摸去沈家大院，他第一个爬上高高的院墙，看准落点纵身跳下，几步冲到大门口拉开门闩，队友们一拥而入，当场控制住沈姓地主，缴获了五六条枪和几百发子弹。靠着这次夺来的武器，临运乡的民兵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人，老百姓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撑腰。

战争年代的危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一个深秋的夜晚，王宜春和王范云、陈俊岭、井贵之几人藏在骆马湖路陆圩区附近的芦苇丛里，躺在草窝子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一个同伴起身方便，回来时脸色煞白：“远处好像闪了下火光，还有狗叫声，不对劲！”几人当机立断立刻撤离，刚跑出几百米回头看，刚才藏身的芦苇荡已经被敌人的火把点成了一片火海，风卷着火苗呼呼作响。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要是再晚走片刻，恐怕已经葬身火海了。

最让王宜春难忘的是攻打炮车据点的战斗。那天国民党兵刚做好一锅猪肉，还没动筷子就被民兵队伍击溃，大家打了胜仗，痛痛快快饱餐了一顿炖肉。夜里刚迷迷糊糊睡着，暗哨的枪声突然刺破了夜空，几十个敌人已经摸上来包围了院子前门，硬冲根本出不去。几人观察发现后墙有个小窗户，却窄得容不下一个人钻出去。危急关头陈俊岭把一捆手榴弹塞在窗口，“砰”的一声炸开一个大洞，几人才顺着洞逃了出去，捡回了一条命。

1947年部队要去山东整编，王宜春和另外两名战友组成侦察班，夜行晓宿往前赶。走到山东一个老区时，几人饿了一整天，找到一户农家想买点吃的。院里的中年妇女正在烙煎饼，磨盘上还放着半盆萝卜丝拌辣椒，王宜春客气地问：“大嫂，我们是沭阳新四军的侦察班，能买几张煎饼吃吗？”大嫂爽快地应了，给他们拿了煎饼，可眼神里却藏着警惕，趁几人吃饭的功夫，悄悄给八九岁的儿子使了个眼色。原来老区群众觉悟高，新四军的服装和当地八路军不一样，用的钱也不同，大嫂以为他们是国民党兵冒充的。几人正就着萝卜丝吃煎饼，突然冲进来六七个端着枪的民兵，把他们围在了中间。王宜春反复解释自己的身份，可当时没有证件，对方始终半信半疑。等他们要离开时，民兵还坚持在后面“护送”，枪口始终对着他们的后背，看样子是打算等离开村庄后再动手。走了两三里地到了没人的河滩边，王宜春突然转身，用手枪顶住了走在最前面的民兵队长，沉声说：“把枪放下！”几个民兵被迫放下长枪，王宜春卸下枪栓、取出子弹，对他们说：“你们先走。”等其他民兵走出几百米远，他才让民兵队长抱着枪栓和子弹回去，自己带着战友快速撤离。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王宜春都忍不住感慨，差点就冤死在自己人手里。

攻打涟水的战斗，是王宜春心里永远的刺。敌人的碉堡火力太猛，战士们把秫秸和豆棵裹上泥土，推着当掩体一步步往前挪。距离碉堡还有一二十米时，大家把手榴弹一股脑扔了过去，碉堡里很快打出了白旗。战士们以为敌人要投降，正要冲上去，里面的机枪突然又响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战友当场倒下。原来敌人是假投降，想趁着我军放松警惕时偷袭。愤怒的战士们把剩下的手榴弹全扔进了碉堡，直到把整个碉堡炸平，残敌才举着手走出来。连长问是谁刚才举了白旗又开枪，俘虏们都不敢说话，只敢用眼睛瞟他们的长官。连长一气之下举枪击毙了那个耍诈的敌军官，可战斗虽然赢了，连长却受了处分，部队番号也被撤销——因为后来国民党军官到处传言“投降也会被打死”，给后续劝降工作添了阻碍。王宜春在日记里写：“仗好打，人心难测，流血的教训，一辈子不能忘。”

上海战役打得异常惨烈。战后阵地前敌我双方的尸体铺了一地，天寒地冻的，有些尸体已经冻得变了颜色，分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司务长从后方挑来饭菜，路上落了一层灰，大家都饿极了，伸手抓着就吃。那天的菜是蚕豆花生烧猪肉，王宜春拿起一块猪肉，冻得发灰的颜色和阵地上尸体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当场就吐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再也没吃过一口猪肉。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宜春随部队入朝，先后参加了二次战役、四次战役、五次战役，尤其是黄紫岭战斗和攻打汉城飞机场的战斗，好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一次穿插迂回任务中，部队遇到了激流湍急的汉江，王宜春当即下令让战士们脱掉棉衣，把衣服举在头顶，赤着身子蹚过了冰凉刺骨的河水，上岸后立刻穿上衣服保暖，最终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后来他们才知道，其他连队有不少战士蹚河时穿着棉衣，上岸后衣服冻成了冰壳，好多人活活冻死在了进军的路上。四次战役时，王宜春被调到炸坦克的前线部队，面对美军的钢铁坦克，战士们只能把手榴弹捆成一捆，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坦克旁边，把榴弹塞进履带里引爆，好多年轻的战士冲上去就再也没回来，含泪忍着悲痛用冻雪掩埋战友在异国他乡。他还记得宿豫区关庙镇的一位战友，在战场上被炮弹炸得面部大面积烧伤，下颌炸出了一个洞，后来从臀部割了皮肤补上才捡回一条命。战友的妻子千里迢迢赶到部队探望，看见病房里坐着个面目全非的男人，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哭着找到首长说有陌生人在自己丈夫的病房里不走。首长解释了好久，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认不出模样的人，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夫妻俩当场抱着头失声痛哭。

那些烽火岁月里的生死考验，那些战友间过命的交情，那些藏在记忆里不敢轻易触碰的牺牲，全都凝结在父亲留下的泛黄日记和生锈勋章里。每逢佳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翻这些旧物，王林总觉得父亲从来没有走远，那字里行间的热血，那奖章上沉淀的信仰，早就变成了刻在全家人骨血里的家国情怀，一代一代，永远也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