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中神秘“脸”现身，科学家至今无法解答，展出被严令禁止

1999年秋天，考古队在兵马俑二号坑里挖出一张“绿脸”，从那天起，这尊俑就注定跟别的兵马俑不一样。

先说清楚，这不是网图滤镜，也不是谁开玩笑乱涂的。它是真真切切、经过多次检测确认的——一张被涂成石绿色的脸，而且到现在为止，整个兵马俑坑里，就它一尊是这样的。

考古队员当时在现场一眼就看出来不对劲：同一排里其他俑都是常见的淡粉、肉色残迹，轮到这尊的时候，脸上却隐隐泛着绿光，在灯下看尤其明显。这种反差，说夸张点，放在密密麻麻的兵俑阵里，简直有点“出戏”。

事情的起因，其实挺普通，就是一次日常发掘。

1999年9月10日，考古队像往常一样，在二号坑继续清理一片已经暴露出来的兵俑。那会儿大家对兵马俑坑其实已经很熟了，什么俑形、什么阵型、什么武器，大致心里都有数。也正因为熟，所以一旦出现“异类”，反而更容易被发现。

负责那一小块区域的队员先是看到一个较完整的俑头，从土里露出一小截。按流程，他们先做简单记录、拍照，然后一点点把周围的土挖薄、刷平，慢慢把俑暴露出来。

等刷到脸的时候，有人突然低声说了一句：“这俑脸，好像不太对劲。”

这句话，把旁边的人都喊过来了。几十年挖下来，考古队员什么没见过？但真到近距离一看，还是愣了一下——这张俑脸的眼睛、眉毛、鼻梁、嘴形都挺正常，神态也挺端正，就是皮肤颜色明显偏绿，而且不是那种氧化、发霉的斑驳，而是很均匀的一层绿底。

更关键的是，它的眼白、瞳孔、眉毛、胡须都保留得很精细。眼白用的是略带灰度的白，瞳仁是深黑色，眼眶勾线利落清楚；眉毛、胡须也描得很讲究，线条分明，留有明显的笔触痕迹。一张脸，活儿做得非常认真，不像随手糊弄上去的。

通常兵马俑出土后，彩绘很容易一接触空气就“起壳儿”“卷边儿”“掉粉”，很多色层会很快脱落，这是现在大家在展厅里看到的大多数兵马俑是“灰胎”的原因。但这尊俑的面部彩绘，居然还保留了一大块。加上那一层绿，让现场所有人的直觉都是：这东西得赶紧保护，不能在坑里多放一分钟。

所以接下来的流程就变了。它没继续在坑里给游客看个“现场挖掘”，而是很快被送去了保护室。考古队和文保人员基本是接力一样，直接接盘。

在保护室里，文物修复人员先是做了一个非常基础的判断：这绿，是不是后期沾染的？会不会是土里矿物附着上去的？或者是水渍、草根、霉菌之类的东西？为此，他们用了一套相对“老派但有效”的办法：显微镜观察、刮取微量样品、分层分析。

结果很快出来——这层绿颜料是覆盖在灰白色陶胎之上的，下面有一道白色（或浅色）打底层，再往下才是陶胎，也就是说，这是人工上色，而不是后期自然“染”上的。放大后还能看到笔刷留下的细微痕迹。

后面再用理化分析，一测元素，发现这层绿颜料里铜含量很高，属于含铜颜料类。铜元素在长时间埋藏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各种绿色、蓝绿色的化合物，这个在古代壁画、青铜器锈层里都不是新鲜事。但问题来了：同在一个坑里，其他俑脸上用的多是含铁、含铅的颜料，这位脸上偏偏用了铜多的绿？这就显得不那么“顺手”。

检测之后可以确定两件事：第一，这不是现代人后涂上去的；第二，这颜色在出土前就已经是绿的，只不过长时间掩埋和部分化学变化，可能让颜色稍有偏差，但“绿脸”这个事实，是古人留下来的，不是后人搞出来的。

说到这儿，就得承认一点：目前为止，学界没有一个能让大家统一点头的“标准答案”。但几种主流猜测，大致可以归成几类。

先把那些比较扯淡、被专家否掉的说法说在前面。

有一部分人喜欢浪漫一点的解释，说不定哪个秦朝工匠心血来潮，想给自己作品加点“彩蛋”，于是偷偷给一个俑涂了绿脸，让他在千军万马中“鹤立鸡群”。这种说法听着挺有画面感，但只要稍微了解秦朝的制度，大概都会皱眉。

秦朝对工匠、官吏的管理非常严，做兵马俑这种涉及皇家工程的活儿，标准是被层层规定死的。犯小错都要挨罚，弄个“恶作剧”，还在给皇帝陪葬的队伍里玩个性，这风险有点离谱。要真被查出来，轻则劳役，重则没命。对当时的人来说，这种“幽默感”代价太高，基本没有动力去冒这个险。所以学界对“工匠恶搞说”普遍不太当回事。

另一个被提出来，但多数学者也不太买账的，是所谓“工匠色盲说”——意思是上颜色的人可能是色盲，把原本该刷成肉色的地方涂成了绿。这个听起来更像段子：秦代有没有人认识“色盲”这个概念先不说，工坊里上色是流水线合作，一个人打底，一个人勾轮廓，一个人上色，还有监督、验收。真有人色感有问题，旁边同伴一眼就能看出来，没道理从头做到尾没一个人发现“诶，你这人脸怎么刷成绿的了”。

而且，这尊绿脸俑的绿色非常均匀，轮廓也处理得很清楚，颜料并非乱扑乱抹——这说明不是“失误”，而是有意识的选择。所以多数研究者会把它当成一种“刻意”的设计，而不是“事故”。

比较被拿出来反复讨论的，是跟“傩礼”“军中巫仪”有关的一条思路。

简单说，早在先秦时期，各地就有“傩”这种驱鬼、驱疫的仪式。参加的人往往会戴面具、涂脸，颜色通常夸张，比如红、黑、白，有些地区也会用到其他颜色。重点不是好看，而是“异样”——用这个“非人”的面孔，象征和“神界”“鬼界”打交道。

有学者就提出，兵马俑列阵除了代表真实的战阵外，很可能还承载着某种“仪式意义”。秦始皇陵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冥国”，这些陶俑在地下世界继续“服役”，那是不是有可能安排一个带有“驱邪”“镇压”意味的人物，在队伍中承担某种象征性的角色？如果是这么理解，那“绿脸”就不是随便涂的，而是在巫礼体系中，有特定意义的一种颜色。

只不过，这条线索有个硬伤：目前能找到的战国、秦汉文献中，对“绿脸傩人”的直接记载不多，更多的是“赤”“黑”“白”等颜色。后世戏曲脸谱里，绿色多代表刚烈、暴躁、性格偏激之类的含义，但那是很晚以后的文化构建，不能直接往回倒推到秦朝头上。

所以，学界对“傩礼说”的态度，大多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证据不足，只能列为“合理猜测之一”，不能当结论。

另一种比较接地气的猜测，是“心理战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战场上双方对冲，如果一支军队有一部分士兵脸上画着奇怪的图案、涂满夸张的颜料，在冷兵器时代那种近身肉搏的环境里，确实会增加某种“视觉冲击”。你对面的人如果突然冒出一张绿脸、再加上盔甲、武器，确实比普通人脸更多一层威慑。

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地古代战争中都能找到类似例子：欧洲有些部族在战争前会用蓝或黑的颜料涂满全身；中国史书记载部分民族会在脸上纹身、刺青，用来吓敌或区分阵营。对秦军来说，是否可能在某类特殊部队里，允许或规定士兵做类似装扮？比如负责突击、夜战或者执行特殊任务的兵种？

如果真有这么一类人，那么在兵马俑这种“缩影”里，给一尊俑专门画成绿脸，用来表达这类角色，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问题是，目前我们在出土兵马俑中，只发现了这一尊绿脸俑，既看不到系统性，也没有成组出现的证据，这让“某一特殊兵种”的推测，显得有点孤零零的。

还有人从“族群”角度去想。

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就长期跟西北、巴蜀等地民族打交道，也招募、征发过不同族群加入军队。秦军中存在“非中原本族”的士兵，并不奇怪。那有没有可能，这尊绿脸俑代表的是某个特定族群的士兵？而他们在现实中就喜欢用某种颜色涂脸，或者有某种“脸饰”习俗，工匠按当时“真实样子”把他刻画下来，于是就出现了这张“异色的脸”。

这类推测的难点同样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实物和文字材料去对照。考古上，我们在其他地区少见到“绿脸的具象证据”；文献记载也比较抽象，很少精确到“某某族群的脸涂成绿色”。所以这条线索，目前停留在“也许有点道理，但说服力有限”的阶段。

相对冷静一些的看法则认为，绿脸俑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彩绘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彩绘工艺上的特殊情况，而未必是身份、职能上的“特殊人物”。

比如说，古人绘制皮肤时，未必像我们今天这么严格地区分“肉色”“粉色”“黄褐色”，他们会根据颜料来源、可得性、调色习惯，做一些混合。含铜的绿色颜料如果比例控制不好，很容易在与其他颜料调和中形成偏绿或青灰的色调。这时候，如果工匠认为这种颜色可以代表某种“冷色系肤色”，就有可能被用在某个俑的脸上。

但反对者会反复强调一点：这尊俑的绿，并不是淡淡偏一点冷色，而是足够明显，让1999年的考古队员在坑里一眼就注意到的那种。这说明，它不太像是“轻微调色失误”，而更像是一个“刻意接受的结果”。

所以迄今为止，所有解释都有各自的短板。也正因为如此，学界在谈绿脸俑时普遍会加上一句类似“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尚无定论”之类的表述，避免把猜测包装成结论。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不管古人出于什么目的给这尊俑涂上绿脸，它在整个兵马俑体系里的位置，绝对不是“随手一刷的边角料”。工匠花这么大力气，把五官刻画得那么细致，再用不那么常见的颜色在脸上做文章，背后多少有点“用心”的。

发现归发现，要让这尊俑活下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兵马俑出土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彩绘极难保存。早期发掘时，很多彩色部分几乎是在考古队员眼皮底下“掉光”的——刚露头时还带着鲜艳的色彩，没过几个小时，颜色就开始起卷、脱落，最后只剩一层灰胎。

原因很简单：秦代给陶俑上色，一般是在陶胎外先刷一层细腻的白色釉或灰白色打底层，再在上面用矿物颜料着色。这种结构在地下高湿、低氧环境中能维持相对稳定，一旦暴露在空气中，水分迅速流失，颜料层和底层之间张力变化，结果就是——裂、卷、掉。

绿脸俑出土时，脸上的彩绘算得上保存状况不错的那一类，这反而给文保人员出了个难题：你要保住它，就得在最短时间内想清楚，每一道清理、加固、补强的步骤，会对这层绿颜料造成什么影响。一旦操作失误，色层“唰”一下全没了，到时候再追悔莫及。

为此，文保科技人员在绿脸俑身上做了非常详尽的前期勘查。他们先分区取微量样本，分析彩绘层的层次结构：从陶胎到夯灰层、到白色打底层、再到颜料层，一层层搞清楚。又通过各种仪器分析颜料成分，确认各个区域用了什么矿物颜料，哪些地方含铜、含铁、含锰，哪些区域容易脱落，哪些相对稳定。

在清理过程中，他们尽量采用“最小干预”的原则：能不碰的尽量不碰；必须刮除的，只在非彩绘区域下手；对已经轻微起壳的地方，用超细针头逐点注入加固材料，再用专门的小刷子、棉签把颜料层轻轻压回去，短时间内减少水分蒸发带来的压力差。

不少人看展览时只注意到那张绿脸的“神秘”，却很少意识到，这张脸之所以还能被我们看到，是因为一整套在背后反复试验出来的技术手段——包括环境湿度控制、温度梯度调节、防风、防光照直射等。这些操作细致到什么程度？举个很现实的例子：绿脸俑转运时，专门用木箱＋内衬减震＋外层棉布包裹，只是从兵马俑博物馆运到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么一段不算远的路，前后好几套方案讨论了不止一次。

正因为这层彩绘太脆弱，绿脸俑出土以后，一直处在一种“保护优先”的状态。它不是那种可以到处跑展览、经常露面的明星文物，而更像被放在恒温恒湿舱里的“脆弱病号”，每一次离开稳定环境，都要掰着指头算风险。

从1999年出土到现在，它被公开展出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第一次，是在台湾地区的一次展览。这次出行，其实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一来是“绿脸”这个噱头足够吸睛，二来是它之前一直没露面，突然被放进跨海展览清单里，自然成了焦点。据当时的一些报道描述，当地观众对这尊“脸色不太对”的秦俑兴趣特别大，有人专门凑在展柜前反复看那张脸，甚至有观众半开玩笑说“看着有点瘆得慌，但停不下来”。

再往后，绿脸俑在兵马俑博物馆本馆里展出过一次。这次更多算是“本地亮相”，毕竟它的“老家”就在这里，让周边观众有机会亲眼见到，也算合理。但即便是“在家门口”，保护部门也没敢随便——展期很有限，灯光、人流量控制严格，甚至连展柜内部的空气条件都经过特别调节。

真正让它再一次“上大舞台”的，是2008年底。

那一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升级。改完之后，馆方希望用一些特别的文物，作为重新开馆的“亮点”，让观众一进门就有记忆点。绿脸俑自然成了最佳人选之一。

2008年12月24日晚上，绿脸俑在一套相当谨慎的流程里，从兵马俑博物馆被送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全过程用的是专门的木质运输箱，箱体内部做了缓冲填充，外面又包了一层厚厚的棉布，目的是在冬季冷空气和运输途中保证箱内温湿度波动尽量小。车队也不是普通货车拉一拉就完事，而是按文物运输标准执行，路线、时间、车速都提前做了预案。

到了陕历博，它被安排在新展览中一个相对核心的位置。那时博物馆刚升级完，很多人是奔着“新馆”来的，结果看着看着，被一个展柜里的绿脸俑吸引，站在那儿半天不走。媒体报道也几乎每篇都会提到它，有的甚至直接把它当作那次展览的“镇场之宝”来写。

不过，这次亮相之后，文物部门内部的一个共识逐渐明确：绿脸俑不能再频繁出现在各种展览名单上了。

原因说白了还是两个字：风险。

每一次搬运、展出，都是对这层脆弱彩绘的考验。你可以把温湿度控制得再好，也很难保证在搬运途中、布展、撤展时完全没微震、没小范围空气变化。对普通灰胎俑来说，这些小波动没什么；对脸上还紧紧贴着一层易脱落的彩绘来说，就是一场“微型地震”。

于是，在权衡之下，相关部门做了一个偏保守但看起来更负责任的选择：绿脸俑停止参加对外、大范围展览，尽可能让它待在一个环境稳定的地方，用有限的“移动”，换来更长远的保存。

也正因为它“消失在公众视野”得比较早，再加上网络时代对稀有、神秘事物的放大效应，绿脸俑渐渐被人讲成了一个“传说”：有人听过，却没见过；有人看过早年的展览照片，却发现现在很难再在展厅里碰到它。越是难见，越是让人好奇它背后那一层没解开的谜。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绿脸俑带来的影响，至少有两条是比较实在的。

第一，它让公众意识到：兵马俑其实本来是“彩色的”。

今天很多人一提兵马俑，就会自动在脑海里浮现出那种灰扑扑的样子。可从考古现场的记录和残存彩绘看，秦代刚烧制完、刚上色的陶俑，是明晃晃的一整个“彩绘军阵”：皮肤有肉色、粉色，盔甲有黑、红交错，衣服有蓝有绿，细节处甚至用线条勾勒出花纹。只不过，绝大多数颜色在出土时已经剥落或变得极其暗淡，观众看不到罢了。

绿脸俑那张醒目的脸，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提醒：兵马俑不是“天生水泥灰”，而是过了两千多年的化学、物理风化之后才变成现在这样。它不仅刷新了部分人的“想象画面”，也让更多人开始关心兵马俑彩绘的保护问题，意识到“保护现有残彩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把注意力放在“整体造型”上。

第二，它在文物保护技术上起到了一种“标本意义”。

为了留住这张脸，文保人员不得不在实验室里不断琢磨：如何在不破坏原始颜料的前提下，加固已经起壳的部分？哪些现代材料能和两千多年前的矿物颜料、灰胎相容、不产生新的化学反应？如何在展出的时候让它既被看到，又不过度暴露在光线和空气波动中？

这些问题，不是为了绿脸俑才第一次被提出来的，但绿脸俑因为“特殊＋脆弱”，被当成了重点案例。围绕它的一系列尝试，后来被推广到其他彩绘陶俑、壁画甚至一些彩绘石刻上，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样本”。

至于那张绿脸本身的“意义”，如今多少有点像一面镜子：你站在展柜前看它，会不自觉地开始在脑子里抛问题——

秦人给它涂绿，是在赋予它某种身份吗？是战阵中的某个“特殊角色”，还是地下世界里的一名“驱邪者”？抑或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士兵，被工匠用了一种当时看起来“并不突兀”的颜料？

这些问题，现在没有谁敢拍胸脯说“我知道答案”。包括撰写《也谈秦俑二号坑出土的绿面俑》的研究者在内，大多选择了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把能确定的事实说清楚，把推测标注为推测，不把自己的猜想当成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脸俑的最大价值，某种程度上也在“没解开这个谜”本身。

因为它提醒我们，在面对两千多年前留下来的东西时，有些地方必须承认：我们确实不知道，也不一定永远知道。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把现有的每一丁点信息保存下来，把每一次检测、每一段修复记录写清楚，留给后面的人——也许几十年后，技术更先进、资料更多、理解更全面，他们会在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某条记录里，找到补上这块拼图的线索。

而在那之前，这张绿脸大概会继续待在它习惯的温度、湿度和光线里，一边慢慢老去，一边静静地看着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隔着玻璃，对着它一遍遍发出同样的感叹：

“怎么会是绿的？”

“为什么只有它是绿的？”

这些问题，目前的答案，依旧埋在秦始皇陵那片黄土地下面。但好在，至少这张脸还在，我们还有机会去问、去测、去想象，而不至于连发问的对象都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