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黄华副总理病重之际嘴里不断唤着：舒暲在哪儿

时针拨回到1963年10月，地点是赤道以北的加纳首都阿克拉。那年，正代表文化部巡展中国画的青年翻译兼策展人舒暲，第一次见到时任驻加纳大使的黄华。展厅里挂画的钢丝还没拉直，黄华已经搬来梯子，卷起袖子亲自校正灯光。“艺术家的笔墨再好，也得让人看得到。”他语气随和，却句句中肯。舒暲把这番话牢牢记在心里。

5年后，1968年3月，新中国的外交阵线在人手最紧之际接到一件棘手差事——毛里求斯独立庆典。彼时许多大使被召回，黄华是为数不多留在国外的代表。周总理一句“外线不能断”，把重担压在了他肩上。黄华环顾身边，挑中了既懂外语又懂业务的舒暲。两人抵达路易港时，机场已挤满挥舞五星红旗的华侨。舒暲日后回忆，那股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让他“鼻子发酸，眼泪止不住”。

庆典次日，英国总督在官邸接见各国特使，来宾依英文国名顺序落座。黄华忽见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华人被安排在字母T之前，他心头一紧，担忧“两个中国”的把戏又在上演。“去问清楚。”他低声吩咐。舒暲走近核实，才知道那人代表的是泰国，而非台湾。虚惊一场，却让二人更加警觉。

同年8月，刚果（布）政局突变，军人恩古瓦比上台。请柬已送至北京，黄华再次受命出席独立八周年庆典。枪声尚未散尽，首都布拉柴维尔弥漫焦灼气息。黄华保持一贯镇定，坚持“互不干涉”的立场，以礼有节。会见结束，恩古瓦比握着他的手连声赞赏：“中国朋友可信！”站在一旁做口译的舒暲暗暗吃惊，也看到了成熟外交家的分寸感。

走南闯北的日子，让二人结成生死之交。1970年代末，黄华回国任外交部长、副总理；舒暲转入文化与友好交流系统。尽管位置不同，联系却从未中断。1984年，在黄华倡议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用以研究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的史料。黄华担任会长，请来熟悉外文的舒暲做秘书处要员，叮嘱一句：“把他们的故事讲好，就是在为中国发声。”

1993年3月4日，北京大学里人头攒动，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揭牌。黄华疾步上台致辞，声音依旧洪亮；台下的舒暲忙前忙后，协调外宾。那以后十几年，研究会编文集、办研讨、请友人来华，大小文件多出自舒暲之手。黄华从不批示命令，总是写短笺：“舒暲同志，此事烦请斟酌。”末尾留白处，他习惯加一句“多保重”。

2005年7月，酷暑三十多度，北京大学再度迎来斯诺百年诞辰纪念。93岁的黄华拄杖登台，滔滔讲述与斯诺在延安同坐窑洞的往事。话到动情处，他的声音一度哽咽，“斯诺用笔给中国出了大力。”听众起身鼓掌，那掌声里，有尊敬，也有对一个时代的追忆。

黄华的随和在小事上格外明显。一次，舒暲与同事进家汇报，老太太何理良让厨师加了两个菜。饭桌上，黄华把唯一的两碗鸡汤推给客人，自己端起啤酒配小菜。舒暲尴尬推辞，被黄老一句“年轻人多补补”堵了回去。小事传情，比任何客套都真切。

光阴翻到1999年6月。黄华一封潦草短信送到友研会：“斯诺基金会的介绍有篇长文，译出来如何？请酌定。”语气还是那句商量，底色却是对外文化传播的急切。几天后，译稿寄到他府上，当晚电话打来，他只说了四个字：“很好，很好。”随即挂断。

进入新世纪，黄华体力每况愈下，却仍惦念研究会的下一本画册《友谊长存》。选图、配文、封面题字，一笔不落。2009年春，他因支气管炎加重入院，病榻上最常提及的仍是书稿进度。何理良急忙通知舒暲，“老头子天天问你”。

推门而入那刻，舒暲愣住了。黄华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却还伸手抓他。“稿子快印了，中英对照，您写的题字放封面。”听见这句汇报，黄华微微抬眉，轻轻点头，仿佛松了一口气。问到研究会新址，他仍叮咛：“要方便大家，交通得考虑周全。”病痛没能阻断他对工作、对国际友谊的挂念。

2010年11月24日，噩耗传来。中国失去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外交家，友研会失去了一位挚友。舒暲站在灵堂，想起四十余年里共同走过的加纳沙滩、布拉柴维尔机场，以及无数份字迹娟秀的“请酌定”。泪水模糊了挽联上的墨迹，却抹不去那一声声“舒暲”的呼唤。

黄华走了，但他留下的“交朋友”方法依旧在实践：尊重、坦诚、互利。舒暲后来谈及老领导，只说一句话——“他把每一次握手，都当作一次历史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