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元帅中，要论在抗战时期的贡献，罗荣桓足以排在第三

抗战初期，罗荣桓只是115师的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算显赫，可自平型关之后，他就没再离开过最前沿。1938年春，林彪负伤离队，115师由陈光代理师长，罗荣桓出任政委。就在这年3月中旬，日军向临汾方向突进，企图越过黄河。罗、陈联手在午城以伏击战迎敌，5昼夜硬啃，击毁79辆车、毙伤千余人，第一次守住了黄河南岸的咽喉。

日军不服气，同年9月又调108师团沿汾离公路而来。罗荣桓安排686团连续三设伏点，依旧是千余日军被击垮。平型关的胜利曾让板垣联队蒙羞，两度保卫黄河更让敌方将领恨得牙痒。正因为接连受挫，《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才有了真实的情感根基。

延安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敌后去”，中央把钢刀插向山东。1939年春，“东进支队”在微山湖南岸出现，罗荣桓、陈光并肩。板垣师团闻讯后派长田敏江率骑炮协同大队追来，妄想擒敌于梁山。8月2日，梁山激战一昼夜，八路军全歼来襲者，长田切腹自尽，这一仗在民间被称作“小平型关”。

进入鲁南，罗荣桓把目光落在抱犊崮。白彦镇是孙鹤龄的老巢，日伪靠它扼守泰山至沂蒙交通。1940年2月，八路军三打白彦镇，一举清除顽敌，随后运河支队、沂河支队、峰县支队相继成立。铁道游击队之所以能在津浦线上来去无踪，正因背后有抱犊崮根据地作依托。

1941年8月，中央决定把山东纵队与115师合二为一，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领衔。此后两年，他既当书记又当司令，把政权、军权、民众动员三把钥匙牢牢攥在手里。日军推行三光政策，鲁中山区村庄一度血雨腥风，但罗荣桓坚持“以根据地反包围”，派小部队分散活动，主力则养精蓄锐，待敌分散后再猛扑，逐步恢复了交通线与集市。

太平洋战局逆转后，日军抽调关东军回援南线，山东战场出现真空。罗荣桓抓住时机，1944年春发起攻势，吴化文部7000余人被歼，鲁山地区落入八路军手中。夏季攻势紧接而来，小股部队像水银泻地般渗进敌占区，罗荣桓鼓励地方武装夜袭据点、破坏铁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撤”，农村包围城市的雏形越来越清晰。

1945年春夏两季，山东部队连续夺城46座，港口6处，火车站35个，歼灭敌伪6万余。到日本宣布投降时，罗荣桓掌握的正规军已达27万人，地方武装50余万，群众组织2700余万。相比华中、华北其他根据地的兵力总和，山东可谓独占鳌头。毛泽东在延安听完汇报后说过一句玩味深长的话：“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就活了。”

抗战虽胜，博弈才刚开场。东北的重工业、铁路网、海港是全国稀缺资源，谁先抢得就握有统一先机。罗荣桓按照中央部署，从山东抽调6万正规军、3万地方干部分批渡海北上。后来，这支队伍化身第四野战军的铁拳，南下北返，改写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而留在山东的部队，则成为第三野战军的骨干。

如此算来，朱德、彭德怀的贡献举世公认，排在前两位无可置疑；但在抗战时局由守转攻、再由局部优势扩展为战略优势的关键节点，罗荣桓提供的兵力、根据地和干部储备举足轻重。若把抵御外敌、巩固后方、开辟未来这三张考卷摆在一起，罗荣桓交出的答卷，稳稳可以写上“第三”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