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朝鲜厂区里的女工，比男工更让人心疼。
她们大多二十出头，瘦得像一根根晒干了的萝卜条。淡蓝色的工作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线头，头发用旧布巾扎着，几缕碎发贴在额前，被汗水浸湿了也不去拨。她们干的活不轻——在流水线上挑拣零件、搬运半成品、弯腰打包，一站就是一天。
中午吃饭的时候，她们围在一起，从布兜里掏出铝饭盒。我偷偷瞄了一眼：大半盒玉米饭，一小撮泡菜，几片腌萝卜。没有肉，没有油水，连汤都稀得能照见人影。一个年纪看起来最小的姑娘，吃完饭盒里的东西，又用开水涮了涮饭盒，把涮水喝掉了。
那个动作，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想帮她们。哪怕是给她们买点吃的。可来之前就被告知：朝鲜工厂受道里直接管制，外人不能私自给工人送钱送物，被抓到会惹大麻烦。更让我犹豫的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掏出饼干糖果递过去，她们会不会觉得被施舍？那个年纪最小的姑娘，会不会红着脸低下头，不敢接？
我憋了两天，难受了两天。
第三天，我终于找到了工厂里那位中国小领导——老赵，东北人，在这边管技术协调好几年了。我把他拉到角落里，压低声音说：“赵哥，我想帮帮那些女工，你看能不能以工厂发劳保的名义，把我买的东西分给她们？”老赵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赶紧补了一句：“钱我来出，东西我来买，你就帮我想个名头，别让她们觉得是外人给的。”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行吧，我跟上面说一声，就讲是中国合作方赞助的劳保用品。”他又叮嘱我：“别买太好的，普通饼干、糖果就行，太高级了反而不好解释。”
我当天下午就托人去了趟新义州的涉外商店，把货架上能买的饼干、糖果、蛋黄派全扫了。花了不少钱，但我觉得值。
东西拉回工厂那天，老赵把女工们召集到仓库门口，板着脸说：“厂里发了点劳保，每人一份，排好队，不要挤。”女工们排着队，一个一个走上前，接过那袋鼓鼓囊囊的东西。袋子里是两包饼干、一袋糖果、几块蛋黄派。她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真的以为是厂里发的。
我站在远处，假装看设备，其实一直偷偷在看她们。
她们接过袋子的时候，眼睛里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兴奋，是意外，是“原来厂里还会发这个”的小惊喜。有个女工当场拆开一包饼干，咬了一小口，然后小心翼翼地封好口，塞进兜里。旁边的人问她好吃吗，她点点头，笑了一下。那是我在那家工厂里，第一次看到有人笑。
那个最小的姑娘，拿到袋子后抱在怀里，低着头往回走。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把袋子举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又抱紧，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晚上下班的时候，我看到她把那个袋子装进了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拉链拉得严严实实。她走的是最远的那条路，没有路灯，风很大。可她的背影，好像没有前几天那么沉了。
老赵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好几个女工都哭了。不是嫌少，是感动。“她们说，好久没有收到过厂里发的零食了，上次还是三年前的劳动节。”老赵声音低了下去，“她们不知道是你买的。”
我说：“不知道最好。”
回国的火车上，我又想起那个用开水涮饭盒的姑娘。她明天还会带玉米饭和泡菜，还会用开水涮碗。但她的帆布包里，应该还留着几块没舍得吃的饼干。也许某天加班太晚、饿得实在顶不住的时候，她会掏出来，咬一口，然后慢慢嚼很久。
那口甜的滋味，会让她记得——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偷偷心疼她们。
而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再多的，我做不了。再少的，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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