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胡乔木反对巴金参评诺贝尔文学奖，冯牧：他的话很难接受

很多人只知道巴金是咱们国家公认的文坛泰斗，却少有人清楚他和胡乔木几十年的交往里，有过互相搭手的情分，也有过寸步不让的公开交锋，甚至还出过诺奖推荐的分歧。今天咱们聊的这段都是实打实的史实，没有瞎编的野史瓜，看完你肯定会有不少感慨。

1952年10月巴金从朝鲜前线回来没多久，就收到了中南海的邀请。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早就认可巴金办出版的本事，还特意在信里说，巴金办过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对中国文学事业有忘不了的贡献。胡乔木约巴金见面，除了聊新出版社的发展，还主动示意，希望巴金能争取入党。巴金也没端着，去了之后和胡乔木聊了很久。

后来两人位置都有了变动，见面往来也就多了起来。1980年胡乔木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巴金则在茅盾去世后，接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那年九月巴金去北京开会，抽空找了胡乔木，说的不是自己的私事，是俄国文学翻译家汝龙的房子被占了，连翻译工作都没法继续做了。胡乔木当时没当场给肯定答复，只说自己会过问这件事。

巴金一直记着汝龙的事，1981年又特意给胡乔木写信，希望这事能早日解决。当年12月胡乔木就给巴金回了信，说汝龙的房子问题，北京已经拿出了解决方案，还征得了汝龙本人的同意。到1982年秋天，在胡乔木的帮忙下，汝龙顺利搬进了北京西便门的两套两居室单元房，这事总算落了地。

帮人归帮人，俩人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那是谁都不肯让步。1981年12月胡乔木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当面谈了自己“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的观点。胡乔木听完当场就不满意，直接对着巴金反驳，大聊有为与有不为、治与不治的看法，俩人当场就杠上了，现场火药味特别浓。

散会后胡乔木还给巴金写信，连着批评带劝说，希望巴金能放弃“无为而治”的主张。巴金直接回了信，说咱们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就好。哪怕胡乔木当时是中央领导，巴金半分后退的意思都没有，该坚持的原则一点不松。

1985年巴金接受记者采访，还公开把自己的想法说得明明白白。他说一个好的领导，可以引导启发作家，但绝对不能指令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领导工作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也根本代替不了。看似说的是“无为”，其实是对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懂得调动作家自身的积极性，这话巴金说的一点不藏着。

两人的分歧到1982年，就闹出了那件让在场所有人都吃惊的事。胡乔木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等人聊天，提到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来征求中国作协的推荐意见，可以报艾青和沈从文，不要推荐巴金。这话一说出来，当场的人都愣住了。冯牧后来回忆，大家都是打心底敬重爱护巴老，胡乔木说这话，真的很难接受。

后来还有一次，全国政协要选一位文艺界人士当副主席，巴金被提名，又遭到了胡乔木的反对。最后还是上海的领导站出来给巴金说了公道话，巴金才顺利选上。这之后巴金长期生病，两人接触越来越少，彼此的态度也都慢慢平和了下来。

谁也没想到，晚年胡乔木对巴金，还有特别让人感慨的反转。1985年话剧《家》去日本演出，胡乔木特意写信给巴金祝贺演出成功。信里写的特别诚恳，说自己是真心替他高兴，不是客套礼貌，不用巴金费心回信。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胡乔木去世前的绝笔，居然和巴金有关。1992年9月27日，病危的胡乔木出现幻听，他以为从广播里听到，9月25日是巴金八十八岁的生日。他费劲让身边人拿来纸笔，歪歪扭扭写下“连日卧病，不可到沪，亲临致贺”，字都挤在一起重叠了，很难辨认。

他又让女儿胡木英按照自己的口述笔录，说这是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其实巴金的生日是11月25日，胡木英抄完信，刚打算和父亲再商量确认，胡乔木已经不省人事了。转天胡乔木就去世了，这封没来得及发出去的贺信，成了他的绝笔。

胡乔木和巴金这段几十年的交往，放在现在看真的挺耐人寻味。两人没有什么私人恩怨，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坚持自己认为对的原则。他们有互相尊重帮助，也有立场不同的交锋，就是那个特殊年代中国文艺生态的一个缩影，真实又鲜活。

参考资料：人民网 胡乔木与巴金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