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种姓的天下，部落民的战场，印度为啥如此“散装”？

这是一张看似普通的印度卢比，但它却可能承载着咱这个地球上最复杂的文字密码，17种文字如藤蔓般缠绕。

从天城体的梵文到泰米尔弯月般的字符，从波斯化的乌尔都语到孟加拉语飘逸的连笔，每种文字都在诉说着一个独立的文化宇宙。

车同轨，书同文，这是2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巨变，但是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全印度总共有29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超过100万。

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超过1万，然而，语言和文化上的散装，还只是印度散装这个话题的冰山一角。

那么，印度为何如此散装呢。

印度，这个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国家，拥有极其丰富的地理和文化多样性，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北到东南盖在印度头顶。

超高海拔的稀薄空气里，飘荡着酥油的味道，和传经筒的梵唱，向南行进，丰饶的恒河平原被万盏灯火点亮。

这里的主要信仰是印度教，毕竟在强大的印度，北方邦半神都能当首席部长对吧。

再往南山区高原地区，尽管印度教的影响力依然广泛，但在这片广袤的森林中，还生活着许多信奉原始宗教的部落民。

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平原地区的印度教徒，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当然还有在莫迪老仙眼中，可能根本不算是印度人的穆斯林。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印度是英国殖民者强行捏合的产物，而其实在印度殖民者到来之前，恒河地区和印度河地区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深刻的割裂。

历史上肥沃的恒河平原开发较早，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到了印度河这边，尤其是印度河中上游地区，草原遍布。

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以游牧和商贸活动为主，该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要等到殖民时代了。

印度南部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盛产谷物、胡椒与宝石，在马拉巴尔海岸堆积成山，阿拉伯帆船载着吠陀经卷和希腊钱币在此登陆。

而山的另一边则是人口相对稀少，民风彪悍的德干高原，山与海之间的较量，穿越了印度数千年的历史。

这些地理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赋予了印度一种拼图式的内部结构，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

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上，还深刻地塑造了印度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认同，因此，印度这种拼图式的状态，还反映在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上。

自古以来，印度就以它的种姓制度闻名于世，它将社会各阶层按照职业进行划分，并使这种划分在内部，固化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印度社会，当年仅仅几万名英国殖民者就能控制偌大一个印度的各个区域，依靠的就是与印度各地的土邦，王公和权贵进行深度合作，共同统治。

这些与英国人合作的印度权贵，几乎都来自婆罗门、刹帝利，以及部分从事商业、书写等职业的高种姓群体。

在当时的印度，文化和知识几乎完全被这些高种姓垄断，底层人民求学无门。

在19世纪末期，自由和独立的季风吹向了南亚次大陆，印度的高种姓群体，也像模像样的支持起了国大党这一政治力量。

逐步向英国殖民者争取更大的自主权，二战后，英国老贼终于撒手撤出印度，印度获得独立。

而这些高种姓的印度人，自然而然的又成为了新国家的主人，虽然表面上印度建立了一些现代制度，但是其基本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

只是照着当时西方社会比较流行的政治制度，在抄作业，中央集权根本无从谈起，整个印度从政治上看当然是一盘散沙。

在印度独立后的头三次人民院选举中，高种姓出身的议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大约在60%到70%之间。

即便是在当代，高种姓议员在印度议会中，仍然占据着远超其人口占比的比例，超过了1/4。

举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总理兼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兼国大党主席、提前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尼赫鲁，就出生于克什米尔的一个富裕的婆罗门家庭。

他的父亲是当时印度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在印度的许多邦内，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以印度最大的邦北方邦为例，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等高种姓议员的占比就达到了1/3。

即便是在现代社会，许多历史上的土邦王公大军的后代，依然在印度的政治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举个例子，就那个印度地主和富农经常搞事的旁遮普邦，前首席部长阿马林达·辛格，他的祖父是该地区最后一位大军。

再比如印度的前民航部长乔利·拉迪亚·辛迪亚，他的家族在瓜廖尔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影响力，其祖上是该地区的统治者一方诸侯。

到现在其家族依然可以说是印度的一方诸侯，2018年，乔利·拉迪亚·辛迪亚带着数十名议员，从国大党转投印人党。

他向莫迪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虽然可以改变旗帜，但必须保证他能获得联邦院议员和部长的职位。

鉴于他和他家族，在瓜廖尔乃至中央邦地区，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莫迪老仙没有一丝犹豫，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

而在印度的低种姓群体眼里，数千年来他们都是被统治者，而且印度教还教育他们，只要这辈子好好听话，好好念经，下辈子你就是婆罗门了。

结果潜移默化之下，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高种姓群体天生掌握着国家的所有权利和资源，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于是低种姓群体认为自己无关紧要，他们对国家的发展也并不关心。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家族统治的家天下，那么印度则是可以看作高种姓天下，那叫一个群贤毕至，群雄割据，群英荟萃。

在获得独立之后，印度的高种姓群体，实际上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来有效的治国，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反正高种姓群体的日常，一直以来就是不断的压榨低种姓，所以他们对发展国家的热情其实也并不太高。

发展之前我本来就是人上人了，发展之后反而可能地位不稳，那还不如不发展呢。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印度频繁向美苏等大国请求粮食援助，以应对国内日益严重的饥饿问题。

没错，当高种姓群体发现自己无法解决饥饿问题时，他们的选择居然是两手一摊，黑锅不沾，原地放弃直接管理粮食问题。

转而给予地方上一些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你们自寻出路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低种姓群体，利用高种姓在农业领域的退出，开始发展自己的农业经济。

从而稍微变得富裕了一些，这实际上就是西方吹捧了数十年的奇迹，所谓的印度绿色革命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印度，高种姓对低种姓拥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足以让低种姓对改变自身命运感到绝望。

在农业种姓群体崛起之前，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几乎完全被高种姓控制。

对于农业种姓群体来说，如果他们想在经济上发展自己，那政治上的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如果一个农业种姓的成员，想要在当地开设一个磨坊、食品加工厂等，他们背后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体系作为支撑。

因为这些行业在当地，往往被高种姓和商业种姓群体所控制，他们为了追求垄断利润，会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对农业种姓的产业进行打压和限制。

本来农业种姓是没法反抗的，但当他们在经济上初步变得富裕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人开始尝试和高种姓博弈。

而且他们发现和平手段是无法奏效的，只有暴力才能帮助他们夺取地方上的政治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在上世纪70年代，绿色革命成功之后，国内政治局势反而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动荡。

在1977年，英迪拉·甘地失去了她的总理职位，随后执政的人民党启动了曼达尔委员会。

这显著提升了落后种姓，主要就是从事农业的种姓的政治地位，顺带一提，在印度现代史中，名为人民党的政治团体数量众多。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人民党，与现今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党，印度的八九十年代可以称作是曼达尔政治时期。

主要就是指各个农业种姓的政党开始崛起，并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在英迪拉·甘地及其子拉吉夫·甘地，执掌印度政权的时期。

为了确保高种姓能够有效掌控整个印度社会，并抑制农业种姓群体在政治上的上升势头，这对母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印度的达利特，也就是不可接触者，贱民群体，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地方上的农业种姓，他们是农业种姓的剥削对象。

因此，英迪拉·甘地政府开始积极拉拢达利特群体，赋予他们相对更高的政治地位，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大概就是婆罗门拉拢无敌的贱民，来对抗有地的农业种姓，在1975年，英迪拉·甘地宣布印度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压制正在崛起的农业种姓势力。

然而，这一政策导致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最终让英迪拉·甘地，在1977年的选举中失去了政权。

此外，从英迪拉·甘地时起，印度逐步放宽了经济管制，这实际上是为了让一部分商业种姓能够从中获利，并借此赢得他们的支持，以对抗农业种姓势力。

这一政策在1980年英迪拉·甘地重新获得政权后，开始在幕后实施，而所谓的1991年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将这种政策公开化，并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

这一系列政策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印度国内一些大财阀，开始深入介入到印度国内政治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的两大财团，安巴尼集团和阿达尼集团，他们都是80到90年代，利用印度政府放宽经济管制的机会，和政客们相互勾结而迅速崛起的。

直到今天，这两家公司都还在深刻地影响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而作为旁观者，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印度的极少数权贵，通过政商勾结和压榨大多数人，迅速的上升到全球最顶级富豪的生活水平。

而印度底层贱民的生活与之有天壤之别。

除了高种姓与农业种姓之间的政治斗争之外，印度还存在着部落民激烈反抗的问题，在印度的南部山区，森林广布，人烟相对稀少。

这里还生活着生产方式非常落后的部落民群体，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被印度政府和主流社会压制。

这些山区盛产木材、煤、铁、铝土矿等，印度国内企业在对其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大肆驱逐与掠夺部落民，引起了激烈反抗。

印度的毛派游击队正是利用了这一局面发展壮大，目前，那些时不时袭扰印度政府军的毛派游击队的，相当部分主力就来自于部落民群体。

当然，也有的部落民选择了和平方案，就是和印度政府谈判，比如恰蒂斯加尔邦的部落民，该邦曾经是中央邦的一部分。

而中央邦在工农业方面相对发达，因此它需要从恰蒂斯加尔邦地区获得大量的矿产资源和电力供应，然而中央邦政府对恰蒂斯加尔邦地区基本就是白嫖资源，缺乏投资。

当地部落民群体也经常遭遇不公平对待，这一问题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浮现，有人提出将恰蒂斯加尔邦地区从中央邦中分离出来。

这个想法经过印度式的长时间的酝酿和努力，在2000年终于落实，恰蒂斯加尔邦的成立，使当地的部落民群体，不再受到中央邦的直接管辖。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利益和文化，另外，部落民和部落民之间也有复杂多变的关系，尤其是在印度东北部。

以曼尼普尔邦为例，该邦约90%的面积都是山区，而只有中部的10%是肥沃的河谷平原，生活在河谷地区的居民主要信仰印度教。

与居住在山区的山民和部落民之间，存在着长期矛盾，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居民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他们可以进一步分为，位于北方的纳迦人，和位于南部的库基人，在历史上，纳迦人、库基人以及山民的代表梅泰人，这三个主要群体之间，不断进行着复杂的联盟与对抗。

引发了无数的战争冲突，直至今日，最近的两年，曼尼普尔邦内部又又又又打成一锅粥了，无限可分，万物皆可散装。

矛盾和分裂在印度就是家常便饭，我称之为全方位散装，这种散装源于历史渊源、地理分隔、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平等，文化多样性等等多维度的复杂因素。

已经深入印度社会的骨髓，印度的散装问题完全不是简单的，依靠一两位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导人，通过推行某种特定的政策，用短短几十年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

印度若是真的想解决其散装问题，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和清理工作，这需要极具远见卓识的伟大领导者，提出明确的发展战略。

并采用坚定有力的手段，通过几代甚至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历史性付出，才有可能彻底实现，不过我觉得印度出个现代的天降猛男，好像也治不了这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