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以色列种族灭绝阴影下失去肢体的女性艰难求生、工作并支撑家庭。在以色列袭击中失去肢体的加沙女性,正试图重建生活、照顾家人,同时还要面对贫困和医疗支持匮乏的现实。
在加沙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一盏忽明忽暗的太阳能灯勉强照明。伊斯拉·阿布·利卜达坐在一台老旧的缝纫机前,用仅剩的一只脚踩着踏板,让红黑两色丝线穿过绣布。她不时停下来检查针脚,用手指轻轻抚过布面,再继续缝制。
她的生活并非一直如此。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之前,伊斯拉住在加沙城北部的谢赫拉德万社区,平日为顾客送去手工刺绣长裙,回家后则陪伴丈夫和三个孩子。
这一切在2024年1月3日改变了。以军一次空袭落在她家附近,丈夫当场身亡,她本人也身受重伤。后来,她在希法医院醒来,发现自己的左腿已从膝盖以上截肢。她的孩子们都活了下来,但每个人都受了伤。“我们原本还在一起……然后一切都没了。”她对《新阿拉伯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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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孩子如今年龄在6岁到12岁之间,至今仍承受着伤害带来的后果。一个孩子因脚伤行走困难,一个孩子出现部分听力损失,最小的孩子则有烧伤和持续疼痛。伊斯拉说,比起自己的伤势,她更难接受的是孩子们的状况。“我想抱起他们,想帮他们,可我连站都站不起来。”她说。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这场种族灭绝开始以来,加沙已有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接受截肢手术,其中包括500多名女性。这个数字显示了伤害的规模,却无法呈现人们日常如何维持生活。
在流离失所到加沙南部后,伊斯拉在拥挤的医院条件下接受了手术,随后又带着孩子辗转多个避难所。“我没有时间哀悼。”她说,“我脑子里想的只有怎么让孩子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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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回到已成废墟的家,发现缝纫机竟然还完好无损。她说:“看到它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还有一部分活了下来。”从那一刻起,她重新开始工作。为了适应伤情,她调整了缝纫机的位置,坐着缝制衣服。孩子们就在身边陪着她。她说:“我们像是在一起慢慢愈合。”
如今,她在姐姐帮助下出售刺绣长裙,由姐姐负责送货。她说:“现在顾客对刺绣长裙的需求很大,尤其是新娘礼服,这能让我挣到一点钱。”
收入虽然有限,却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正如她所说:“现在我既是母亲,也是父亲……没有别人了。”
她每天一早起床,先准备手头能找到的食物,然后长时间坐在缝纫机前,只有照顾孩子时才会停下。“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她说,“但一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她还说,对她而言,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有更深的意义,“每一针”都在讲述一个故事,讲的不只是传统,也包括他们经历过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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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沙,频繁停电和基础服务持续中断已成为生活常态。在加沙城的另一处,27岁的里姆·哈达德也在艰难环境中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她坐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网络连接极不稳定,却仍在线教授英语课程。即使远处不时传来炮击声,她也没有停下。
种族灭绝发生前,她在一所私立学校任教,而这些学校中许多如今已被毁。房屋遭袭时,她正和家人在家中。“当时我和家人坐在一起,房子突然被击中。”她说,“先是一声巨响,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在废墟下失去意识,后来被救援人员救出。她回忆说,自己当时感觉不到手臂,很快意识到情况严重。之后,医生将她的左臂从肘部以上截肢。“我醒来后立刻就感受到那种缺失。”她说,“我一直试着去动它,然后才意识到,它已经不在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她很难适应新的身体状态。她回忆说,最初自己甚至无法坐到屏幕前,感觉人生已经结束。但随着学校关闭、许多家庭失去收入,她又重新开始教课,先是在附近帮助孩子们学习,后来逐步扩展到线上授课。“我教的不只是英语。”她说,“我也想给他们一点稳定感——哪怕只有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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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她教授约25名学生,尽管停电频繁、网络状况很差。她说,课程常常被迫中断,但停下来之后还会继续,而这种继续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她还回忆,学会单手写字是最艰难的调整之一。她常常花上几个小时反复练习写字,有时会哭,但还是坚持下来,因为学生们在等她。
她的收入帮助家庭维持开支,也用于支付母亲的医疗费用。“这也是一种表达。”她说,“说明我还在这里,我依然还能付出些什么。”
在废墟与日常之间,一名巴勒斯坦女性穿行于受损街区,完成生活中的琐事。在努赛赖特难民营,45岁的乌姆·穆罕默德·阿布·沙维什也在工作,努力养活家人。她站在假肢上,用柴火炉烤制点心和咸派,能找到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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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治疗后,她回到家中,却面对一个艰难局面。此前,她在市场采购时遭遇轰炸,失去了一条腿。回家后,她发现丈夫病重,已无法工作,四个孩子都要靠她养活。她说,她希望自己做出来的食物还能保留“家的味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她说,“要么我去工作,要么我们就得挨饿。”
在以色列发动这场种族灭绝之前,她就因烘焙手艺在邻里间颇有名气,尤其是在开斋节期间。如今,她正试图在艰难得多的条件下,把这份营生重新做起来。
有些日子,顾客会来告诉她,这些食物让他们想起从前的时光。“这些话会给我力量。”她说。但也有些日子,她做出来的东西根本卖不掉。面粉、糖和食用油等原料常常难以获得,很多人也根本买不起食物。“人们手里没有钱。”她接着说,有时她带着没卖出去的食物回家,但即便如此,她还是继续做下去,因为她不想乞讨,她想靠自己的劳动活着。
归根结底,这些经历折射出加沙更广泛的现实:许多人如今都带着永久性伤残生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伤亡者中,足以改变一生的重伤占了相当大比例,这也让本就资源有限的医疗系统承受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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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斯拉、里姆和乌姆·穆罕默德而言,重新工作已经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怜悯。”伊斯拉说。她表示,她们需要的是一个机会。里姆则说,如果她们还能工作,就证明生命比战争更顽强。乌姆·穆罕默德也说,只要自己还能站着,就会继续做饭。
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努力维持某种正常生活。在加沙,这场种族灭绝的影响常常被压缩成一串数字,而她们的经历则显示,这些数字如何一天天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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