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遭处决，临刑前嘱咐昔日同事：兄弟，枪打得准点

从这句嘱托往回看，周镐的足迹像一条乱石河，时而急弯，时而暗漩。1909年，他出生在安徽桐城，家道中落，祖父留下的祠堂早抵给债主。青年时代，最体面的出路就是参军，他选择了武汉随营学校。课堂上他顶撞教官一句“军人应保家卫国，不应保个人”，结果挨了顶“思想偏激”的帽子，被清退。

流落江浙，他钻进十九路军。1932年“一·二八”战火刚停，部队被调去福建“剿共”，意外掀出“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他在上海码头被宪兵拦下。命大，负责审讯的偏是旧识，对他低声劝一句“进复兴社保平安”。复兴社改名军统那年，他已混成科员，学会了换暗号、听电台、认毒药，动作又快又狠，戴笠的结拜兄弟周伟龙常拍他肩膀：“这小子有前途。”

1939年底，他戴上少将肩章，不过三十岁。1940年，军统丢了一部电台在汪伪地盘，戴笠要借周佛海这根钓线钓情报，周镐被派去。第一次见面，周佛海端出西装、呢帽和南京桂花烟，全套礼数伺候，把他安进伪军事处。周镐心里明白——这是双面身份，一面向汪伪，一面向军统。

那几年，他用电报把日伪兵力、补给、仓库位置一股脑塞回重庆。渣滓洞密室里，打字员形容：“南京站的情报，像下雨一样哗啦哗啦往下掉。”戴笠为此赏他新的肩章。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他抢先组建接管委员会，把汪伪市长扔进地牢，又拟好“受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动作太快，撞了蒋介石的节拍。蒋要等正规军到南京摘桃子，干脆借日军之手把周镐软禁，随后以“贪污”罪押往上海。

若戴笠还在，或可兜个圈子。可1946年3月，戴笠坠机，靠山崩塌，他蹲了大半年监牢才放出。出狱后手头紧，晚上靠茶水充饥。此时，黄埔同学徐楚光找到他，两人一夜聊到天亮。徐楚光摊张报纸分析：八路野战军胜仗连连，国民党后劲不足。“你那顶帽，看着金亮，其实勒脖子。”周镐默不作声，只说一句：“想换条道。”

中共华中分局经过数周审查，将他定为“特别党员”，代号“治平”，不公开身份，仍留军统。毛人凤把他塞去上海佛教协会当“副秘书”，以为大风大浪远离。哪知道，他借“拜佛”之名到处走动，先接头，再策反，最重要的一笔是孙良诚。

1947年夏，蒋介石猜到孙良诚有异动，点名让周镐去“审”。暗中正中下怀，他把一句“打不过解放军”塞进孙良诚耳朵里。孙先放风，后退缩，反复横跳。周镐来回三趟，连夜喝黄酒，一跺脚：“君子报国，当弃暗投明。”孙良诚终于松口。

世事难料。1948年底，徐楚光的交通员失手被捕，供出“治平”。南京保密局抓周镐，几位少将帮说情，加上他自己一口咬定“清白”，勉强获释。他看透大厦将倾，借送妻子回乡，径直投奔苏北解放区。

淮海战役期间，华野要他催促孙良诚起义。孙良诚此时被蒋提拔当绥靖区副司令，又犹豫。周镐火急火燎赶到军部，抄起指挥刀拍桌：“此刻不动，等死？”随后拉副军长王清瀚，软禁团以上军官，逼孙亮旗。1948年12月24日夜，孙良诚部正式倒戈，华野右翼顿时空出走廊，粟裕拍电报说“功莫大焉”。

胜利刺激了周镐，他又盯上刘汝明部队。孙良诚写信“劝兄弟”，却被秘书偷偷添了句“身不由己”。刘汝明表面答应接触，暗地布网。粟裕提醒：“事有蹊跷，暂缓。”周镐心急，再带孙良诚赴约。一进防区，宪兵四面涌来，枪口黑洞洞。刘汝明给蒋报信：“周镐来此策反，现行犯。”

蒋介石当晚批示：“立即枪决。”毛人凤执行，地点选在南京郊外军法处。24小时后，天还没亮，处决队列站定。第一枪偏了，子弹擦过肩胛，雪地溅起血点。围观人僵在原地，周镐挺直脖子，声音没抖：“再来，省一颗子弹。”第二枪击中心脏，他微微前倾，倒在结成硬壳的雪上。遗物只有一条皮带。他曾交代：“替我寄回家。”皮带最终没人领取。

1965年11月，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报中央，确认“周治平”身份与事迹，申请追认烈士。批复迅速下达。1992年，周镐的儿女在北京见到沈醉。已是古稀之年的沈醉握住两只手，反复叹息：“周治平，人好，胆大，眼光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