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邱会作到北京，老战友请他吃饭，张震席间连连称“老同学”

1941年初夏的淮南夜风很闷，新四军第四师指挥部一盏油灯亮到天快亮。刚调任参谋长的张震端着搪瓷缸，隔着一叠作战地图，同样熬夜核算补给的邱会作对视了几秒，两人几乎同时笑了——原本陌生的指挥与后勤，在那一刻突然有了默契。张震后来回忆，那盏油灯下的并肩忙碌，为他留下一位可交终身的朋友。

半个世纪后，1992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78岁的邱会作带着略微不安的心情踏上西安到首都的列车。他本想低调办事，没想到一下火车就收到国防大学的红色请柬：张震设宴，一定要来。暮春细雨里，他站在学院门口迟疑了足足两分钟，最终还是扣好衣扣走了进去。

“老同学，久等了！”张震迈着大步迎过来，一手拎着茅台，一手拉着邱会作的胳膊。两个古稀老人像急于证明岁月没带走热情，声音都拔得很高。侍者推门时听见张震笑着补一句：“抗大一个队的，你可别不认帐。”邱会作低低“唔”了声，眼圈却红了。

菜还没上齐，时针已把两人送回1929年。那年冬月，18岁的邱会作在赣南参加红军，被分到总供给部，当时最大本事就是算盘打得响。长征途中，他把几千斤粮秣分毫不差运到腊子口，被毛主席打趣叫“红小鬼”。身份虽在后方，危急关头也得硬扛枪：金沙江边械斗，他第一回真切听见子弹从耳旁擦过，事后对人说“后勤不是后门”。

抗战时期，第四师缺药少盐。张震部署突袭，邱会作夜里抄小路找盐井，运回的三十挑粗盐保住了数百伤员。张震拍他肩膀：“打仗有人冲锋，撑住后面同样要命。”从此“后勤”二字在张震嘴里不仅是职务，更像一份交情。

1947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八纵成立不久，邱会作任政委。小紫荆山失守事件被他严惩主将，枪决八连连长的冷硬手段在部队里掀起震动。许多新兵私下议论“邱部长下死手”，张震却说“换成我也得这么办”，因为前线伤亡更大。他们互信的底色，恰是那种对胜败成仁的共同认知。

1949年授衔时，邱会作戴上中将领花，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旋即在1959年走到部长位置。林彪一句“老邱干脆利落”，让他在总后体制内权威骤增。可这种高度成了后来跌落的背景。1971年底，中央决定他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离职反省，理由众所周知。那段风雨里，他最怕的并非铁门，而是战友从通讯录里消失。

到1981年1月正式判刑16年，计算起点回溯到1971年，余刑不足七载。9月，因病保外就医，落脚西安。有人猜他会意志消沉，结果见面才发现老将居然还能研究菜谱，翻箱倒柜给朋友做红烧带鱼。桂绍忠烈士之子送来一袋红枣，他拿剪刀细剪掉枣把，说“嚼到硬头，牙不行”。

那个时期的探访者里，出现一位精神抖擞的老人，自称平津战役俘虏，“邱先生，你教我别失望。”邱会作愣了几秒，才把客人迎进屋。两杯清茶，从1949年聊到当下。临走前，对方留下蜂王浆，说：做人不能悲观。屋子很静，只有茶叶在杯底缓慢翻卷。

1987年户口落实，西安干部给他配了套170平方米的老干房。砖墙灰瓦，最显眼的是门口一棵榆树。他常说“榆树皮熬汤能充饥，战时吃过”，院里孩子听得目瞪口呆。生活渐稳，他仍被限制外出；直到1992年初，相关部门口头同意短期赴京，他像等到放行令的老兵，行李早打好。

回到国防大学的酒桌。谈到胡敏时，张震神情认真：“她是医生，该有的位置必须给她。”当年落实干部政策，张震多次催办，这一点邱会作心底清楚。于是他说：“张副主席，这杯我先干。”两人相视一笑，满桌人替二位举杯。

席散后，校园灯线把地面切成一格一格。张震把茅台瓶递给勤务兵，转头喊：“老同学，改天再喝。”邱会作点头。那几年他不再住招待所，直接往张震家里跑，拉开院门就吆喝：“老同学，我来了！”警卫连忙敬礼，仿佛又回到大别山的宿营地。

1999年春，干休所配车，他第一次坐吉普重返延安窑洞，抚着烟灰色的土墙不说话。同行的胡敏提醒：“天凉别久站。”他摆摆手，在门口站到落日，全身沾了一层黄土。回程路上，他低声念了一句：“陕北的塬，总是这样的味。”

2001年冬，旧疾再次发作，战友们合力把他送进北京协和医院。交接病历时，张震亲自盯着几行字，确认无误才放手。护理人员听不懂他俩低声谈什么，只看见一个白发将军轻拍病床栏杆，像鼓励士兵冲锋。

2002年7月18日凌晨，病区走廊空空荡荡。监护仪最后一次闪红时，邱会作平静闭眼。护士在床头整理，被他握住过的老式算盘珠子静静躺在抽屉里，木色暗亮，没有人再去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