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诊疗迈入新阶段 创新疗法点亮患者长生存希望

东方网记者刘轶琳4月30日报道:肝细胞癌（HCC）是我国疾病负担最为沉重的恶性肿瘤之一。据国家癌症中心报告，2022年我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位列各种癌症新发病人数第4位，发病率位列第5位；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位列第2位，整体疾病负担十分突出。肝细胞癌也是原发性肝癌当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院士在采访中直言：“我国肝癌早期发现率整体偏低，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整体五年生存率水平亟待提高。” 樊嘉院士与钱塘学者、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秦叔逵教授共同表示，肝细胞癌长期以来对我国患者生存质量和整体医疗体系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但随着诊疗理念更新、规范化水平提升和创新治疗手段不断落地，国内肝癌治疗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越来越多中晚期患者如今能够看到长期生存的希望。

特征鲜明的中国肝癌诊疗挑战

樊嘉院士指出，肝细胞癌本身起病十分隐匿，早期几乎没有明显临床症状，这也是国内多数患者确诊即中晚期的核心原因，长期以来整体五年生存率偏低，整体预后并不理想。

根据临床调研数据，我国肝癌患者整体五年生存率仅在14%左右，即便接受了外科手术治疗，术后五年生存率也仅维持在40%至60%之间，目前肝癌早期发现率只有20%到30%。樊嘉院士强调，肝癌防治工作必须坚守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原则，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坚持定期筛查。从发病特点来看，我国约八成肝细胞癌患者都和乙肝病毒感染密切相关，黄曲霉素暴露、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酒精性肝病等，也都是临床常见的重要致病因素。

秦叔逵教授表示，我国肝癌患者有着区别于欧美国家、日本患者的鲜明特征和高度异质性。很多患者在罹患肿瘤之前，本身就长期伴有肝炎、肝硬化等基础肝病，形成了基础肝病与恶性肿瘤并存的特殊状态。两种疾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不仅加大了诊断鉴别、全程治疗和长期慢病管理的难度，也对临床治疗药物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标准。同时，我国人口仅占全球19%，但肝癌新发与死亡人数占比超过全球四成，整体诊疗压力巨大。樊嘉院士补充提到，随着乙肝疫苗普及，当下30岁以下年轻人群肝炎感染率已明显下降，但30岁以上人群仍是肝癌高发群体，40至60岁为发病高峰年龄段，这类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开展一次专项体检筛查。

肝癌诊疗格局的探索与局限

目前我国在肝癌外科手术治疗领域已经走在全球前列，整体技术水平成熟先进。但对于无法进行手术切除，或是经过手术、局部治疗后出现复发转移的患者，系统全身治疗就必须纳入整体诊疗策略当中。

“多数传统化学药物对肝细胞癌的疗效有限。”秦叔逵教授解释，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方案问世之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肝癌的治疗选择，但客观有效率和实际生存获益依旧比较有限。传统放疗仅能起到姑息作用，对晚期广泛转移患者作用微弱。过去临床还存在只专注抗肿瘤治疗，忽视抗病毒、保肝基础治疗的问题，进一步限制了整体疗效。在过去，晚期肝癌患者自然生存期仅有三个月左右，肝癌也因此被大众称作“癌中之王”。

此外，靶向治疗的应用是肝癌诊疗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重要进展，主要通过抗血管生成的作用机制缓解患者症状、适当延长生存时间，但单药使用的临床获益存在明显局限，无法满足患者长期生存需求。

双免疗法带来长生存希望

PD-1/PD-L1单抗、CTLA-4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继问世，以免疫治疗为核心的各类联合方案不断完善，为广大肝癌患者带来了全新治疗选择和长期生存获益。

樊嘉院士解释，肝细胞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十分复杂，同时缺乏明确单一驱动基因，肿瘤细胞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抑制人体正常免疫反应。双免治疗可以作用于免疫反应的不同关键环节，协同增强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和杀伤能力，让治疗效果更具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还可应用于新辅助治疗，缩小肿瘤病灶、清除微小病灶，降低术后复发风险。

秦叔逵教授用生动比喻概括双免治疗机制：“双免治疗一方面通过CTLA4单抗‘松开刹车’，解除免疫抑制；另一方面通过PD1/PDL1单抗‘踩下油门’，增强T细胞的杀伤作用，两者相辅相成，提升抗肿瘤免疫效应。”

治疗手段的革新，直接改变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尺度。秦叔逵教授表示，过去谈论肝癌，患者生存都是以天、以月来计算，如今已经有一部分患者能够实现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生存，这在以往的临床诊疗中是难以想象的。

如今免疫治疗不仅从单药走向双免联合、靶免联合，还在逐步向疾病更早阶段前移，围术期新辅助、辅助治疗相关研究持续积累证据，相关探索也从肝细胞癌延伸至整个肝胆肿瘤领域。樊嘉院士补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的中山医院相关研究，也是国际上首个针对高危可切除肝内胆管癌的多中心随机对照新辅助治疗研究。目前我国获批的肝癌一线、二线治疗药物与方案多达25种，是欧美日本总和的2.5倍，已经迈入国际领跑阶段。

立足本土为全球贡献“中国经验”

依托庞大的患者基数和长期丰富的临床实践，国内专家已经探索形成了贴合本土国情的肝癌防治策略与诊疗路径，持续为全球肝癌防治输出中国经验。

去年，樊嘉院士牵头全球专家在《柳叶刀》发表肝癌防治重大报告，这也是该期刊首个由中国专家领衔的全球性肝癌重大疾病报告，系统梳理了全球肝癌发病趋势、病因特点和综合防控策略，覆盖防、筛、诊、治、康全流程，堪称全球肝癌防治行动纲领，同时也提醒代谢性脂肪性肝炎将成为未来重要致病隐患。

展望未来，樊嘉院士认为，需要持续深化肝癌基础研究，深耕肿瘤发生规律与免疫微环境探索，加快科研成果向临床落地转化。秦叔逵教授提出，科研上既要仰望星空，攻坚核心发病机制与关键治疗靶点；也要脚踏实地，科学组合用好现有各类药物和治疗手段，切实改善患者实际获益。两位专家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如今已经参与到肝癌临床诊断与治疗决策当中，未来还将在靶点挖掘、智能诊疗模型搭建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