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起,印度竞争委员会(CCI)对苹果发起反垄断调查。2024年,CCI的调查报告初步认定苹果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并未给出具体罚金。
跨国企业受到反垄断调查并不新鲜。真正令苹果震惊的是,就在CCI调查推进的同一时期,印度于2024年修订了《竞争法》,赋予CCI一项突破性权力:在认定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罚款计算基准可扩展至企业全球营业额,而非仅限于印度境内营业额。对企业而言,这无异于在游戏进行到一半时,悄悄被改写了规则手册。
苹果迅速测算了自己的风险敞口。根据其过去三个财年全球平均营业额,按10%的上限计算,这张罚单金额或高达380亿美元。更让苹果管理层感到寒意的是:这个套路,他们似乎在哪儿见过。
似曾相识的“印度剧本”
2012年,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在印度最高法院赢得了一场关于其收购印度移动电信资产交易的税务诉讼。然而,印度政府转身便推动修订《印度所得税法》,引入追溯征税条款,一举推翻了最高法院判决,重新向沃达丰追缴20多亿美元税款。沃达丰最终提起国际仲裁并胜诉,印度税务部门2025年又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
同一把“追溯”处罚的刀,还曾砍向过三星、大众等跨国公司。或许正是在沃达丰案的启发下,苹果决定主动出击。
2025年11月,苹果向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质疑印度反垄断罚款新规的合宪性。2026年1月,CCI对苹果的质疑提出反对。3月,苹果申请暂缓CCI审理程序,被监管机构驳回,CCI认为苹果试图通过挑战罚款法律拖延案件审理,并将2026年5月21日设定为最终听证会日期。
至此,这已不只是一桩反垄断纠纷。它标志着印度监管逻辑的一次极限跃升,彻底动摇了跨国公司商业运营的基石,即规则的可预期性。当这一基石被打破,“相爱相杀”多年的印度与外资的博弈关系,正式进入危险的转折区。
投资印度的逻辑已发生改变
此前,无论罚款之巨还是追溯之远,企业尚能通过财务测算将监管风险量化。只要印度市场的营收利润大于潜在罚款与合规成本,博弈便可持续。这曾是许多跨国公司选择留在印度的重要逻辑。
苹果案预示着印度营商风险正式进入“不可计算”时代。
允许以全球总营业额作为罚款基准,并且追溯适用于规则生效前的行为,意味着印度的监管惩罚可以与企业在该国市场的实际业务规模脱钩。过去那种“利润大于罚款即可”的简单精算模型失效,取而代之的是非对称、不可预测的系统性风险。
这并非危言耸听,宏观数据已多次发出预警。据印度《铸币报》2026年3月30日报道,彭博社数据显示,截至3月25日,海外投资者已净抛售价值117亿美元的印度股票,这使得印度股市有望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月资金流出纪录,今年以来印度的资金流出总额已超过130亿美元,接近一年前的水平。
经过苹果案,一种审慎的逻辑已无可逆转地扩散:将印度视为另一个中国、进行无保留大规模战略投入的时代,已经过去。印度已不能再被简单定义为“必选项”。它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市场,但已不再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占据的市场。
所有赴印投资者都应当清楚:在这个市场,你不仅要与商业对手竞争,还要随时准备与一个将规则作为博弈工具的系统进行漫长周旋。如果无法承受这种“规则不确定”带来的潜在致命打击,那么克制本身就是最优策略。
来源:中国报道
撰文:时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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