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爹撮合我跟他战友女儿，我嫌胖没去，她：你跟我去掰一天玉米

我叫赵国强，今年六十有二，说起八六年那桩事，到现在还觉得脸上挂不住。

那是八六年的秋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地里的玉米刚熟，村里到处都是掰棒子的。我那年二十二，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不到半年，在镇上农机站上班，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钱。那时候四十八块钱不算少了，我爹逢人就夸他儿子有出息，端上了公家饭碗。

我爹叫赵德厚，当了十五年兵，转业后在县物资局当了个副科长。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有两件：一是生了我这么个儿子，二是跟他那些老战友的情分。他的战友里，最要好的是一个叫孙长河的，两人一个铺上睡过，一个锅里吃过，战场上还给对方挡过子弹——这些都是真的，不是酒桌上吹的那种。

孙长河转业后没留在城里，回了老家种地。我爹每年都要去看他一两回，每次都带两瓶好酒、一条烟，去了就在他家喝到半夜。我跟着去过几次，孙长河这个人我印象挺深，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一双眼睛特别亮，看人的时候像能把你从里到外看透似的。他有个闺女，叫孙玉珍，比我小两岁。我记得小时候见过她几面，扎俩小辫，瘦得跟个猴似的，跟在他爹后面跑来跑去，叫她也不说话，就歪着脑袋看你，挺招人待见的。

八六年初夏，我爹有一天回来，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他坐在堂屋八仙桌旁边，喝着茶，磨蹭了半天才开口：“国强啊，你孙叔家的闺女，你还记得不？”

我想了想：“孙玉珍？记得啊，小时候见过。”

“人家现在是大姑娘了，”我爹说着，脸上那笑纹都堆到一起了，“在县棉纺厂上班呢，正式工。前两天你孙叔来局里找我，我们俩喝了顿酒，我就提了一嘴，说咱们两家知根知底的，要是孩子们能成，那不是亲上加亲嘛。你孙叔也高兴得很，说回去跟闺女商量商量。”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给我说亲。

二十出头的年纪，说起找对象这事，心里其实是既盼着又抵触的。盼的是身边确实缺个人，抵触的是觉得爹妈包办的老一套，没意思。但那时候农村里也没那么多讲究，大多还是靠人说媒。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已经盘算开了——孙玉珍，那个瘦猴一样的小姑娘，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呢？

没过几天，孙长河给我爹捎了信，说他闺女同意了，让孩子们先见个面，处一处。

见面的日子定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这边的姨啊姑啊，知道我要相亲，一个个比我还上心。我大姑从王庄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国强啊，你可得好好捯饬捯饬，穿那件的确良的白衬衫，再抹点头油，精神！”我妈翻箱倒柜给我找了一双新买的皮鞋，擦得锃亮。我嘴上嫌他们啰嗦，心里其实也挺期待，换了新衣服在镜子前面照了好几回。

约定的地方在县城的汽车站门口，孙玉珍从她家坐车过来，我在那接她。

我到得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七月的天热得要命，太阳毒辣辣的，我在车站门口站了一会儿就出了一身汗。我买了根冰棍吃着，眼睛一直盯着从乡下来的班车。

九点二十那趟车到了，我从车上下来的人里，一眼就看到了她——不是认出来的，是因为有人在喊她。

“玉珍！玉珍！这儿呢！”

一个中年妇女从车站里面迎出来，冲着一个刚从车上下来的姑娘挥手。我顺着看过去，愣住了。

那是个很壮的姑娘。我说“壮”不是客气，是真的壮。她大概一米六左右的个子，但肩膀宽得像个小伙子，两条胳膊粗壮结实，腰身也圆滚滚的，脸上的肉把眼睛挤得只剩一条缝。她穿一件碎花短袖，下面是条深蓝色的裤子，脚上一双黑布鞋，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截敦实的树墩子。她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下了车也不用人帮忙，单手提着一甩就扛上了肩膀，那动作利索得跟个装卸工似的。

我脑子里的那个瘦猴一样的小女孩，跟眼前这个人，怎么都对不上号。

我当时就有点打退堂鼓了。不是说人家姑娘不好，是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说不想找个好看的，那是假话。我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在农机站上班，端公家饭碗，长得也不差，一米七八的个头，在部队练出来的身板，怎么着也得找个差不多的吧？

正想着，我爹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了，跟我一起站在远处看着。他大概也看到了孙玉珍的样子，脸色变了变，但嘴上还是说：“别光看外表，人好就行。”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那个接孙玉珍的中年妇女是她的一个什么亲戚，两人说了几句话，那亲戚就走了。孙玉珍一个人站在车站门口，东张西望的，显然是在等人来接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你是孙玉珍吧？”我说，“我是赵国强，赵德厚的儿子。”

她转过头来看我，那双被肉挤成一条缝的眼睛突然睁大了一点，然后她又眯起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反正没出声。她点了点头，声音倒是不难听，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黄瓜：“嗯，我爸跟我说了。”

我说：“走吧，先找个地方坐坐，你还没吃早饭吧？”

她说：“吃过了。去哪？”

我本来想带她去县城那个新开的冷饮店，一人来一杯冰镇酸梅汤，坐着慢慢聊，也算相亲的意思。但我看了看她那身板，又想到自己一个月四十八块钱的工资，不知怎么的就觉得有点亏，心里那股别扭劲儿上来了，说话也不那么热情了。我带她在县城街上溜达了一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无非是“在棉纺厂干活累不累”“一个月挣多少”这种无聊的话题。她回答得倒是实在，我问什么她就答什么，不问就不多话，整个人闷闷的。

溜达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实在觉得没意思，就把她带到汽车站，买了张票，给她送上车了。她上车的时候也没说什么，就是把那个蛇皮袋往行李架上一扔，然后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

回到家和爹妈一说，我说这个不行，太胖了，我不愿意。

我妈当时就急了：“你这孩子，就光看人家长相啊？你孙叔那是什么人？给你爹挡过子弹的！闺女能在棉纺厂上班，那也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

我爹倒是没发火，坐在那抽烟，抽完一根又点一根，最后叹了口气说：“你再处一处嘛，多见几次面再说。”

我说不用了，没感觉就是没感觉。

我爹好久没说话，后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说了一句：“行，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吧。”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想到没过几天，孙玉珍本人找上门来了。

那天是礼拜六，我在农机站刚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到家，还没进院子就听到屋里有说笑声。我把车支好，推门进去，看见孙玉珍坐在我家堂屋里，正跟我妈有说有笑地聊天。

我愣了一下，她也看见我了，也没起身，就坐在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那天她穿了一件蓝底白花的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看着比在县城那天顺眼了一些，但还是那个壮实的身板，这一点没变。

“国强回来了？”她大大方方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们很熟似的。

我嗯了一声，把包放下，坐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妈在一旁搭腔：“玉珍今天休班，专门跑来看我们的。这孩子懂事，还给我带了她们厂里发的两双手套。”说着把手套拿出来给我看，那得意劲儿，好像人家已经是她儿媳妇了。

我心里不大痛快，但还是忍着，陪着坐了一会儿。好在没坐多久，孙玉珍就站起来说要回家了，说再晚就没班车了。我客套了一句“吃了饭再走”，她说不用了，然后就往外走。

我送她出去，走到院子门口，她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那时候夕阳正好照在她脸上，我又一次看清了她那双被肉挤成一条缝的眼睛，但这次角度不同，光线也不同，我看到那里面闪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像是在笑我，倒像是一个大人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三十多年的话。

“赵国强，你嫌我胖，我知道。”

我没想到她这么直接，一时间不知道说啥，脸倒先红了。

她继续说，声音不急不慢的，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你都没跟我待过一天，就看了一眼，就说不行。你这样找媳妇，我怕你找不着。”

她这话说得我心里更不舒服了，嘴硬道：“我怎么就找不着了？”

她没接我这个茬，而是说：“明天我家掰玉米，你来帮我干一天活。干完了你要还觉得不行，我二话不说，以后再不找你。我爸那边我去说。”

我看着她，愣住了。

“你敢不敢？”她歪着头，嘴角带着一点笑意，那表情分明就是在激我。

我是个当过兵的人，最经不起别人说“敢不敢”这三个字。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去就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很久，越想越觉得自己上了当。我去帮她掰玉米，那不是去给她家干活吗？凭啥啊？我一个农机站的正式工，跑去农村给人掰棒子，让人知道了多丢人。可话已经说出去了，要是不去，倒显得我真怕了她似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了孙玉珍家所在的杨柳庄。她家住在村东头，三间红砖瓦房，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到的时候，孙玉珍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穿了件旧的军绿色褂子，头上一顶草帽，手里拿着两副手套，看到我就把一副递过来：“戴上，手不疼。”

我没接，说不用，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掰个玉米还要戴手套？

她看了我一眼，把手套往兜里一揣，没说什么。

孙玉珍家种了四亩多玉米，在她家房子后面的山坡上。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爹孙长河已经在地里了，看到我来，他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来了？行，先干活，中午让你婶子炖鸡。”

那天的太阳大得吓人，万里无云的，像是老天爷把一个大火盆扣在了头顶上。玉米地密不透风，一走进去就跟进了蒸笼似的，热气从四面八方裹上来，让人喘不过气。玉米叶子又长又利，两边都是细小的锯齿，我不戴手套，伸手去掰的时候，叶子在手臂上划过去，一下就拉出一道红印子，火辣辣地疼。

我咬着牙干，不想让她看笑话。

可我很快就发现，这活不是我咬咬牙就能撑下来的。掰玉米看着简单，其实是个极讲究技巧的活。你得一手抓住玉米秆子，一手握住玉米棒子，猛地往下一掰，再往身后一甩，一气呵成。力气小了掰不下来，力气大了会把秆子拽断。我第一下就没掰好，连着秆子一起拽了下来，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

孙玉珍就在我前头三四步远的地方，她掰玉米的动作跟我不一样，又快又准，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响，她两只手配合得天衣无缝，掰下来的玉米像长了眼睛似的都飞到了背后的筐里。她干活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听到我手忙脚乱的动静也没回头看我，但我总觉得她在笑。

干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的手上已经划了十几道口子，胳膊上腿上都是，汗水一浸，疼得龇牙咧嘴。腰也开始酸了，直起来的时候嘎巴嘎巴响，像生了锈的机器。

孙玉珍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把兜里的手套掏出来丢给我：“戴上吧。”

这次我没说话，默默地把手套戴上了。

她看着我那副狼狈样，嘴角又弯了一下，但这次没有嘲笑的意思，倒像是觉得我好笑又可怜：“你先歇会儿，喝口水。”

我说不用，接着干。

我不能在她面前认怂。这个念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但我就是不想让她觉得我连这点活都干不了。我当过兵的人，五公里越野跑过，战术训练趴在地上爬过，还能让你一个姑娘看扁了？

就这样，我硬撑了一个上午。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狼狈。孙玉珍她妈端了盆水让我洗脸洗手，我一照镜子，脸晒得通红，脖子上全是玉米叶子划的红道子，活像被人拿鞭子抽过似的。她妈端了一大碗炖鸡出来，上面漂着一层金黄的油，闻着是真香，可我两只手火辣辣地疼，拿筷子都费劲，夹了好几次都没夹住一块肉。

孙玉珍坐在我对面，自己端着碗吃得香，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腿放到我碗里，面无表情地说：“吃吧，下午还得干活呢。”

我低着头，把那块鸡腿吃了。

下午两点多又开始干。太阳还是很毒，但我觉得比上午好受一些了。也许是手已经疼麻木了，也许是身体慢慢适应了这个节奏，我甚至还找到了点窍门——掰玉米的时候不要用蛮力，要顺着秆子的方向猛地一扭，棒子自己就下来了。我试着照这个方法做，效率果然高了不少。

孙玉珍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次她笑了，是真的笑，不是那种不动声色的弯嘴角。她笑起来的模样跟她平时完全不一样，那双被肉挤成一条缝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形，脸上还有两个酒窝，圆圆的，像两个小漩涡。

“学会了？”她说。

我说：“我聪明着呢。”

下午四点多，一天的活干完了。

我们俩从地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夕阳又开始往西沉了，把整片玉米地都染成了金黄色。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庄稼成熟的味道和泥土的腥气，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把一天的暑气都吹散了。路边有一条灌溉用的小水渠，水不深，清凌凌地流过石板。她走到那里停下来，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水花溅起来，溅到她卷起的裤腿上，变成一深一浅的圆点。

我也停下来，站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抬起头来看我，那张晒得红扑扑的脸上全是汗，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草帽的带子勒在下巴上勒出一道白印子。她就这么仰着脸看我，认认真真地问了一句：“赵国强，明天你还来不来？”

我当时脑子里有没有转那些弯弯绕绕？我说不清楚。我只记得那一刻，夕阳照在她脸上，她笑着，眼睛弯弯的，两个酒窝深深的，我突然觉得这个人一点也不丑了。不是那种“看久了就习惯了”的不丑，是真的好看。那种好看跟城里姑娘抹粉烫头穿裙子不一样，她是那种被太阳晒出来的、被风吹出来的、跟庄稼和土地长在一起的好看，不精致，不娇气，但结结实实的，像地里的玉米棒子，看着糙，剥开皮里面是金灿灿的籽粒，一颗是一颗。

我看着她的笑脸，想也没想就说了句：“来。”

她笑了，笑得比下午还大，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她把手伸给我，沾着泥巴和玉米须子的手，被汗水浸湿了的手，粗粗糙糙的，指节又粗又大。我握住了，她的手掌很厚实，很暖和，像握着一块刚出炉的馒头。

那个秋天我去了杨柳庄无数次。

掰完玉米刨花生，刨完花生收黄豆，收完黄豆又帮她们家挖红薯。农机站的工作反而成了副业，我三天两头请假往杨柳庄跑。站长问我干啥去，我说帮我对象家干活，站长笑着骂了一句“娶了媳妇忘了工作”，还是批了假。

我爹知道我改变主意了，高兴得不行，一个劲儿地夸孙玉珍：“我就说嘛，长河的孩子能差到哪去？你这孩子，还嫌人家胖，你那眼光能看准什么？”

我跟孙玉珍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是在收玉米后半个多月捅破的。那天傍晚，她送我出村，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月亮刚从东边的山梁后面升起来，又大又圆，照得地上跟铺了一层银霜。我骑上车要走，她从后面拉住了我车后座的架子。

“赵国强，”她说，声音比平时小了很多，“你是不是还嫌我胖啊？”

我说：“你别老揪着这个不放行不行？”

“那你到底是看中我什么了？”

我想了想，说了一句后来被她笑话了很多年的话：“你掰玉米快。”

她气得拍了我一巴掌，那一巴掌拍在背上，巴掌印三天都没消。

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年初的时候，玉珍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年还回不回老家。我说回，等她身体好些了我们就动身。她今年身体确实不大好，颈椎做了手术，开春的时候又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我们在视频里说这事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我当年为啥要让你去掰玉米？”

我说：“不是看中你能干活吗？”

她在视频那头笑了一下，摇摇头：“我当时就想，你还没跟我处过一天，就往我身上贴了一个‘胖’字，贴完就跑了。我不服气，我得让你看看，我除了胖，还有别的。而且我也想看看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嘴上嫌弃我不干，地里活是一样没落下。你要真娇气，干半天就跑，我也就看不上你了。”

我愣了一下，问她：“那要是我当时真跑了呢？”

她眯缝着眼睛笑了，那笑容和三十多年前在玉米地里一模一样：“那你就不是我孙玉珍要找的人呗。”

我在手机这头也笑了，笑得眼眶都有点潮。其实我想跟她说，我没跑的真实原因，是我在地里看到她干活的那个样子，心里就动了一下。一个姑娘，干起活来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小牛，满脸都是汗，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可她的眼睛是亮的，嘴巴是弯的，整个人在阳光底下发光。我二十二岁那年不懂得那是什么，只觉得心口那个地方软了一下，像什么坚硬的壳被什么东西撬开了一条缝。等我后来想明白了，我已经在她的玉米地里干了一个秋天的活了。

我到现在还是没搞清楚那天下午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是她说“你明天还来不来”的时候？是她把手伸给我的时候？还是夕阳照在她脸上的时候？也许都不是。也许就在她递给我手套的那个瞬间，也许在她第一次对我笑的时候，也许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院子门口往里面走的时候，她就已经赢了。

反正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在这个人的玉米地里，种了快四十年。

再过两天就是谷雨了，昨儿晚上看电视天气预报说气温还要往上蹿。我给老家孙叔——不，现在该叫老丈人了——打了个电话，问他今年玉米种了没有。电话那头传来他中气十足的声音：“种了！就等你们回来收呢！”

我这辈子，就是从那次掰玉米开始，跟这个女人、跟这家人、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根扎得比那四亩地的玉米秆子还深，再也分不开了。

有时候想想，人生里最重要的事，往往就藏在那最不起眼的一天里。你以为只是去掰一天玉米，结果那一天的太阳、那一天的汗、那一天她递过来的那双手套，就把你的后半辈子给定下来了。我六十多岁了才想明白这个道理，不算太晚，也不算太早，刚刚好够我数着日子，等玉米熟了，带孙子回去看看那片地，看看那个我掰了一辈子玉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