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原广东省委书记，被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时，却被年轻人代替？

谈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南粤大地，任仲夷等拓荒者的名字早已深入人心，他们凭敢闯敢试的勇气，为广东崛起铺就了前行之路。但很少有人知晓，这片改革热土上，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老者，以半生坚守书写不朽功勋——他就是王全国。

任仲夷

这位曾执掌广东省委、亲手推动深圳等经济特区落地的老革命家，调任湖北省委书记仅11个月，便被比自己年轻14岁的关广富接替。外界不乏“失意离场”的揣测，也有“主动让贤”的解读，却少有人读懂，这场看似有“落差”的人事调整背后，藏着一位老党员最纯粹的初心：不恋高位、只念干事，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上。

1919年，王全国出生于湖北襄阳上王集乡（现属宜城市王集镇）一个普通农户家。彼时中国深陷战火，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他的童年没有安稳温饱，只有无尽颠沛。11岁那年，懵懂的他扛起责任，成为襄枣宜苏区的儿童团长。别看年纪小，却已懂家国大义，跟着大人们站岗放哨、奔走宣传抗日主张，即便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也从未退缩。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小小的儿童团长，未来会成为撬动广东发展、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关键人物。

王全国的童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苦难。1935年，汉江暴发特大洪水，冲毁了家里唯一的房屋，也夺走了他母亲的生命。一夜之间家破人亡，16岁的王全国被迫辍学谋生，靠当淘金小工、粮行伙计勉强糊口。这段寄人篱下的艰辛经历，让他早早体会到底层百姓的苦难，心底也深深烙下“为民”二字，这份初心，成了他此后一生的行动指南。

洪水网图

有人疑惑，一个没接受多少正规教育、靠打零工求生的少年，为何能走上革命道路？答案，藏在他不甘平庸、心怀家国的赤诚里。1937年，18岁的王全国经人介绍，进入一家私人律师所做公文抄写员。这份平凡工作，成了他接触进步思想的窗口。抄写公文时，他慢慢认清旧中国的腐朽落后，也逐渐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危难，才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1938年4月，19岁的王全国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的革命征程。组织上看中他的潜力，派他前往鄂北棉业改良所学习，毕业后任命他为宜城文化站主任，负责《鄂北日报》的宣传发行。那段岁月，宜城被日军和反动势力牢牢控制，宣传抗日无异于自投罗网，可王全国从未退缩。

他白天奔走在街头巷尾，悄悄发放报纸、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夜晚躲在昏暗油灯下，撰写文章、传递进步火种，哪怕时刻面临被抓捕的危险，也从未停下脚步。为避开敌人严密监视，他乔装成货郎，挑着担子走村串户，把进步报纸藏在货物底层，遇到可靠群众便悄悄递过去，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默默坚守了整整一年，成功将抗日火种播撒在鄂北大地。

1939年3月，宜城文化站被迫解散，王全国调任襄樊近郊工委书记，以战时教育工作团为掩护，继续秘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后十几年，他辗转湖北、东北等地，从地方工委书记一步步成长为营口市公安局局长，无论岗位如何变迁，始终哪里危险就冲向哪里，哪里需要就扎根哪里。

解放战争时期，王全国担任东北局社会部科长，主要负责秘密工作和社会治安。当时东北刚解放，反动残余势力猖獗，暗杀、破坏事件频发，新生政权面临严峻考验。为巩固政权、保护群众安全，他带头深入基层，摸排反动势力底细，短短半年就破获多起反革命案件，用行动守护了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段时期，他还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1948年冬天，带领队员执行秘密任务时，遭到反动武装包围，子弹擦着耳边飞过，两名随行队员不幸牺牲。危急时刻，王全国沉着冷静，带领剩余队员奋勇突围，即便手臂中弹，也始终没有放弃，最终圆满完成任务。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更锤炼了他坚韧担当的品格。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全国结束颠沛的革命生涯，转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他先后担任武汉市公安局二处处长、桂林市市长、代理市委书记，每到一处，都深入基层、扎根群众，倾听呼声、解决难题。在桂林任职时，他牵头修道路、改民生，带领群众修复战争创伤，让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慢慢恢复生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王全国被调到广东，担任省工业厅厅长，从此与这片南粤大地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广东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滞后，许多工厂连基本生产设备都匮乏，发展举步维艰。王全国到任后，没有急于求成，用三个月时间走遍广东每一家工厂，摸清短板与痛点，随后制定贴合实际的发展规划，一步步推动广东工业走出困境。

据权威数据，1955年王全国到任时，广东工业总产值仅12.3亿元，工业企业不足1000家；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攀升至46.8亿元，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短短十年实现跨越式发展。这背后，是他日复一日的付出——每天工作超12小时，经常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并肩作战，及时解决生产难题，用实干为广东工业筑牢根基。

文革网图

正当王全国在广东工业建设上大展拳脚时，风波悄然袭来。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又被送到韶关钢铁厂“改造”。那段日子，他受尽委屈，却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放弃学习，始终牵挂着广东的发展，默默等待着重返岗位的机会。

1975年6月，王全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担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计委主任、省委常委。此时广东百废待兴，他临危受命，牵头恢复生产、整顿经济秩序，一步步让广东经济走上正轨。1977年9月，他被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参与全国经济计划统筹（原文此处为1977年4月，经核实修正）。

这段经历让他开阔了视野，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但他心中始终牵挂着广东。仅仅数月后，他便主动申请回到广东，继续投身南粤建设。1977年10月，他重返广东担任省委副书记；1978年4月，升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全省经济工作。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夜，广东作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省份，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而王全国，成为这场伟大试验的核心推动者之一。改变他发展思路的，是1978年5月的一次西欧之行——他随谷牧副总理访问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瑞士、丹麦五国。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副总理带队访问西方发达国家。一路上，王全国亲眼目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受触动，也深刻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打开国门，大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回国后，他大胆提出：“西方的先进技术，没有姓资姓社之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

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不少人认为引进西方技术就是“走资派”，但王全国没有退缩。在党的支持下，他多次向中央呼吁，希望给予广东更多自主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将深圳、珠海、汕头划为贸易合作区，探索发展新路。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王全国在会上慷慨陈词，详细阐述广东的区位优势，呼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建议中央放权让利。他坚定地说：“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给我们自主权，我们就能闯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

会后，王全国陪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向中央和邓公汇报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设想。据当时工作人员回忆，汇报时他条理清晰、数据详实，详细说明设立特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得到邓公赞同，邓公明确表示：“就办一个特区嘛，名字叫经济特区，搞起来再说。”

得到中央支持后，王全国牵头起草《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等关键文件。为起草这些文件，他连续加班一个多月，每天只睡4个小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研究、修改几十遍，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报告，同意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广东正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消息传来，广东上下沸腾，王全国却丝毫没有松懈，立刻投入特区筹备工作，选址、规划、招商引资，每一项都亲力亲为。

此时的王全国已年过花甲，本该颐养天年，却比年轻人还要拼命。有一次到深圳选址，当时的深圳还是偏僻小渔村，道路泥泞、交通不便，他顶着烈日徒步走了十几公里，仔细查看每一块土地，汗水浸透衣衫，脚底磨起水泡，身边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他却坚定地说：“特区建设刻不容缓，我多走一步，就能为特区多争取一点时间。”

除了推动经济特区建设，王全国还在广东大力整顿工业结构。当时广东有大量耗能高、亏损大的“五小”企业，浪费资源且制约经济发展。他顶住各方压力，坚决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对一批“五小”企业进行关停并转，优化工业和产品结构。

广州老照片

据统计，1980年广东共有“五小”企业1200多家，亏损额达2.3亿元；到1982年，“五小”企业减少到400多家，亏损额降至0.5亿元，工业总产值却同比增长18%。这一举措，盘活了广东工业经济，也为后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在王全国在广东工作风生水起、特区建设稳步推进时，1982年10月，他被调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1983年1月，升任湖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作为湖北人，能回到家乡工作，他满心欢喜，立志为家乡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到任后，他深入湖北各地调研，结合实际制定发展规划，重点推动工业和农业发展，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可谁也没想到，仅仅11个月后，也就是1983年12月，中央调整湖北省委领导班子，王全国调任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一职由比他年轻14岁的关广富担任。这个消息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不少人不解：王全国在广东政绩突出，回湖北后也恪尽职守，为何会被年轻人替代？甚至有人猜测他犯了错误，遭到降职。

关广富

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人事调整的背后，是中央推行干部年轻化的战略部署——当时中央明确提出，省一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分两步走，第一把手先由年龄稍大的老同志过渡，再配备年轻干部逐步接班。彼时王全国已64岁，关广富年仅50岁，年富力强且有丰富专业背景，更符合干部年轻化要求。

这场调整，绝非对王全国的否定，而是他主动配合中央部署、甘愿让贤的体现。面对职位变动，他看得淡然，接受采访时说：“干部年轻化是中央的战略，我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人机会，只要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一样。”

其实，当时王全国心中，还藏着一个更重要的牵挂——大亚湾核电站。早在1978年，他就敏锐意识到，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当时全省电力装机容量仅187万千瓦，工厂常常每周开四停三，严重影响生产。而两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就达200万千瓦，建设核电站，成为解决能源短缺的唯一出路。

可在当时的中国，建设核电站无疑是天方夜谭。首先是资金难题：建设一座两台机组的核电站，初步估算需近40亿美元，而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连零头都不够；其次是技术空白：我国当时没有任何大型商用核电站建设经验，一切从零开始；更难的是观念阻碍，很多人对核电存在误解，认为不安全，甚至有人嘲笑他是“王疯子”，嘲讽他“手无一寸金，还想搞核电站，等着看笑话吧”。

面对质疑与反对，王全国没有退缩，他坚定地说：“我今年62岁，这个工程如果中央批准了，请组织上解除我的其他工作，让我专抓这项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好。”

为推动核电站建设，他四处奔走协调，得知香港也面临严重缺电后，主动邀请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一行，共商合资建设事宜。嘉道理提出，双方注册股金控制在总投资的10%，其余90%通过向外国银行贷款解决，并承诺购买部分电量，以提供外汇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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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不少部委认为香港提出的条件苛刻、风险太大，建议自主发展核电。但王全国反复研究后，认为方案切实可行，既能解决资金难题，又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于是多次向中央汇报，甚至在国务院审查会上，与两百多位领导专家激烈辩论，力陈建设核电站的重要意义。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广东核电站建设方案，大亚湾核电站在争议声中艰难起步。此时王全国已调任湖北省委常务副书记，但他始终牵挂核电站建设，每天关注进展，甚至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悄悄前往广东了解筹备情况。

1984年，王全国做出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主动向中央递交请愿书，辞去湖北省委副书记职务，专职负责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他在请愿书中写道：“我今年65岁，但身体还好，想去深深爱着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工作，用余生为党做最后的贡献。”

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网图

在很多人看来，他放着省委副书记的高位不干，去搞一个前途未卜的核电站，太过“愚蠢”，但王全国不为所动。在他心中，职位高低无关紧要，能为国家做实事，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最终批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主持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这也是当时我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上任伊始，王全国就面临第一个难题：价格谈判。1985年6月，合营公司成立价格谈判委员会，他担任主席，拟定对核岛、常规岛、技术服务合同分别压价30%、30%、50%的策略，这一策略遭到英法几家企业强烈反对，谈判陷入僵局，甚至英方代表团不辞而别、离京回国。

面对僵局，王全国沉着冷静，采取“各个击破”策略，主动约见法方谈判团和法国驻华参赞，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同时，他给英国前首相希思写信，请他出面斡旋。经过6个半月的艰苦谈判，我方成功压价3.7亿美元，比国务院定下的目标价低近30亿元人民币，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用智慧和坚持赢得了谈判胜利。

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网图

谈判刚结束，大亚湾核电站又迎来一场危机。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距离大亚湾核电站50公里的香港瞬间陷入恐慌，“大亚湾核电站会让香港变成死城”“压水堆是最危险的核电技术”等谣言愈演愈烈，要求停建、缓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那段时间，王全国承受着巨大压力，每天接到无数反对电话，甚至有人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但他始终坚定立场，第一时间致电国务院领导，力陈继续建设的态度。电报发出后，他一夜未眠，凌晨四点就敲开秘书房门，急切询问：“小符，有电报来不？中央对香港反核风波有没有新指示？”

第二天一早，他又向中央发出第二封电报，明确表示：如果核电站迁址，不仅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会失信于英、法两国和香港中电，更会影响香港长期繁荣，“中央发展核电的方针，绝不能受任何影响而有所变动”。

最终，邓公作出指示：“中央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有了中央支持，王全国更加坚定，他亲自前往香港，向各界人士详细解释核电安全性，还邀请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前往工地参观，用事实打破谣言、消除疑虑。

1986年9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四个合同和三个贷款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核电站建设全面启航；1987年8月7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中国核电发展翻开崭新一页。

此后十年，王全国扎根大亚湾，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核电站建设中。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住在简陋宿舍，吃在工地食堂，每天前往工地查看进度，遇到问题当场解决。有一次工地发生施工事故，他不顾个人安危，第一个赶到现场指挥救援，直到所有受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才放心离开，此时他已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

大亚湾核电站

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建成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开创了中外国际核能合作的先河，也兑现了王全国当年的承诺。此时他已75岁高龄，终于用余生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在他的推动下，中广核从大亚湾起步，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三大核电运营商，以及全球最大的核电建造商，为中国核电事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亚湾工作期间，作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最高决策者，王全国始终坚守原则，从未领取过合营公司的高管薪酬，也没有接受公司分配的住房，每个月只领取省委办公厅按老标准发放的三百多元工资——彼时中方普通高管月薪已超一千元，这份坚守，藏着老革命家的清廉本色。

1994年9月，王全国卸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年8月，正式离休。离休后，他没有安享晚年，始终以老党员身份，关心国家发展、广东改革开放和核电事业进步，经常给中央和广东省委写信建言献策，发挥余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15年4月16日13时30分，王全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2019年9月19日，在第三届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上，他被评为“能源70年·功勋人物”，这份荣誉，是对他一生奉献的最好肯定。

回望王全国的一生，最动人的莫过于他的取舍与坚守。放弃省委书记高位，甘愿退居二线，是取舍；顶住重重质疑，坚守初心建设核电站，是担当；一生艰苦朴素、清廉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本色。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王全国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间，成为后世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