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五年八次选举：前总统喊反腐口号，新党胜选却面临内忧

中东欧又一次选举，又一个新政党大获成功。保加利亚上周末举行的议会选举，与匈牙利以及该地区近来的其他选举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明显不同。

鲁门·拉德夫领导的“进步保加利亚”成立只有几个月，却成为这次选举的明显赢家，拿下超过44％的选票，并在保加利亚议会240个席位中占得130席，获得多数。

这与匈牙利的彼得·马扎尔有些相似，拉德夫成功动员了不同群体的选民，让他们转而支持自己的新党。反腐是他最核心的吸引力。在这个丑闻缠身的国家里，拉德夫承诺拿起“新扫帚”，清扫腐败政客及其治理体系，这一说法获得了广泛支持。

在一个丑闻频发、每逢选举就有数十万人上街抗议、新政党也总爱承诺整顿政府的国家，这样的说法并不新鲜。但即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德夫的成功仍然格外引人注目。“进步保加利亚”首次参选就拿下45％的得票率，甚至超过了2001年前沙皇西美昂二世的民族运动党当年43％的成绩。

拉德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2017年至2026年担任总统的经历。尽管保加利亚总统的权力相对有限，但拉德夫在两个连续任期内，利用这一职位表达对抗议者的支持，批评保加利亚加入欧元区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凭借他的反腐形象，他多次否决前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提出的法案。

对许多选民来说，拉德夫带来的不只是对现状的不满，更是一种期待：这位总统或许真的足够诚实，也足够有效，能够终结保加利亚政治上反复无解的“土拨鼠日”——五年内举行了八次选举——削弱寡头的影响，并让保加利亚政治重新回到稳定轨道。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的投票率创下了自2021年4月以来的新高。

吸引选民投向拉德夫阵营的，并不只有反腐。进步保加利亚从各个政治光谱中都吸引了选民。虽然相当一部分Z世代选民转而支持该党，但拉德夫带有亲俄和疑欧色彩的言论，也得到了前民族主义政党选民的欢迎，同时还争取到了一些保加利亚社会党支持者的认同。保加利亚社会党曾是这个国家一度强大的政党。

就在2017年，保加利亚社会党还拿下了超过95万张选票；九年后，这一数字跌到原来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甚至低于4％的得票门槛。社会党的衰落，反映出领导层乏力和一连串战略失误。不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拉德夫和“进步保加利亚”——拉德夫曾得到该党对总统竞选的支持——似乎为他们的选民提供了一个更稳妥的替代选择。

保加利亚另一支长期存在的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也顺利跨过了选举门槛。这个政党历来是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群首选的选举载体，但这次得票率降至7．1％，并失去了在东南部卡尔贾利地区的主导地位。卡尔贾利长期被视为它的票仓。

战略选择和领导层决策，加上一次伤害很大的党内分裂，共同拖累了权利与自由运动的表现。但更关键的是，迪利扬·佩耶夫斯基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同时牵连着权利与自由运动，以及拉德夫所称的那个由佩耶夫斯基和鲍里索夫共同维系的腐败治理模式，这也让一部分权利与自由运动选民转向了拉德夫。

社会党和权利与自由运动这两大1989年后保加利亚政党体系的支柱同时失利，而拉德夫的成功，则凸显出政党竞争结构正在变化。尽管一些国际媒体把“进步保加利亚”称作“左翼”政党，但如今保加利亚政坛清晰的两条竞争轴线，实际上是“旧的、腐败的”与“新的、清廉的”之分，以及在亲俄与亲欧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分野。拉德夫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前一条分野上站得非常明确，而在后一条分野上则保持了更大的模糊空间。

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遭遇失利，意味着匈牙利的对外政策取向出现了明显变化；但拉德夫的胜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布鲁塞尔又换了一个难缠的伙伴。拉德夫带有亲莫斯科倾向，但他不太可能在布鲁塞尔沦为普京的傀儡。

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会采取更务实的路线：一方面在能源需求上向更亲俄的方向靠拢，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保加利亚对欧洲资金和投资的依赖，而后者显然更适合亲欧盟立场。更何况，拉德夫也清楚，他的胜选建立在一个由不同外交取向选民组成的联盟之上，其中一些人倾向莫斯科，另一些则更靠近布鲁塞尔。

选举成功本身也会带来新的挑战。正如我们对中东欧新政党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新政党面临着一些特殊难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以反腐为平台的新政党一旦进入政府，往往会出现“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局面。

反腐是极具动员力的工具，但反腐口号容易喊，真正落实却很难。拉德夫也许能够在议会中争取到“继续变革党”的支持。这一政党在240个席位中拿下37席，曾经也是反腐阵营里的“新来者”，因此如果拉德夫真想推动反腐，它会支持任何真正的尝试。

不过，即便拉德夫能够在议会里为自己的反腐议程争取支持，他在自己阵营内部也会面临挑战。那些在选举前夕才组建起来的新政党，往往没有足够时间对候选人进行背景审查或细致筛选。“进步保加利亚”的议席中，混杂着名人、运动员、公众人物以及其他政党的前成员。他们对拉德夫政党的归属感可能相当有限，党内也很容易出现裂痕。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执政对任何政府来说都越来越难，届时一些不受欢迎的决定难免要做，这种脆弱性会更加明显。

尽管拉德夫在比例代表制下实现了单一政党多数，这本身并不常见，但执政后的种种压力意味着，虽然他很有机会组建一个能维持四年的政府，我们也不必对它最后未能撑满任期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