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卫生学”

威廉·詹姆斯（1842-1910）

1909年6月，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荣休教授威廉·詹姆斯（1842-1910）致信美国慈善家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恳请他为年初成立的“全国心理卫生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慷慨捐资。在这封长信中，詹姆斯坦承，“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与精神病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也深刻体会到‘精神错乱’一词所涵盖的人类罪恶之深重，以及我们应对措施之不足”，因此，“很久以前，我就立下誓言：如果我蒙受上天恩典，能够留下一笔钱用于公共用途，那将全部用于‘精神错乱’的预防和治疗”。然而，令詹姆斯感到不满甚至愤懑的现状是，对于数量庞大却遭漠视的精神疾患群体，美国医学界“通常的举措既不重视预防，也不重视后续护理；而本应被视为一种常见病的生理机能性疾病，却被当作一种社会耻辱来对待”。在信末，詹姆斯提及他新近读到的一部自传《自觉之心》（A Mind That Found Itself），并宣称正是这本书，“让我们相信，现在应当是采取行动而不是观望和等待的时候”。

詹姆斯在信中提到的“我们”，除了他本人，还包括该委员会的共同创办人、被誉为“美国精神病学之父”的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以及《自觉之心》一书的作者、被视为现代心理卫生运动发起人的美国精神疾病专家克利福德·比尔斯（Clifford W. Beers）。比尔斯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尝试跳楼自杀未遂，后被送入纽黑文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期间遭受捆束、鞭打、电击等非人道对待，身心饱受摧残。出院后，比尔斯于1908年出版自传，揭露美国精神病院重重黑幕，并大声疾呼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悲惨处境。比尔斯向詹姆斯写信求助，一方面因为后者是美国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可以借助他的影响力募集更多资金；另一方面则因为后者在《实用主义》《心理学原理》以及《人生是否值得过》（Is Life Worth Living?）等著作中倡导的“心理卫生学”（Mental Hygiene）是帮助他战胜病魔和心魔的重要法宝。在回信中，詹姆斯首先肯定“（《自觉之心》）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文笔高超”——因为“用生命写成的励志故事与躺在床上编织出来的‘金句’完全是两码事”，并相信“你的这个故事不仅能引起专业人士的兴趣，还能吸引很多普通人”。与此同时，詹姆斯认为比尔斯关于成立专业学会的设想极具现实意义且“切实可行”——事实上，詹姆斯本人不仅带头捐资，而且为组织创立多方奔走，直至该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后更名为“全国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委员会”）。与毕生独坐书斋的哲学家不同，“幸福快乐的源泉在于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乃是詹姆斯终生持之不渝的生活信念。

和比尔斯一样，詹姆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饱受精神疾病困扰。1860到1870年代，由于“该死的背痛”和消化系统疾病频繁发作，计划出版的学术著述被无限期延长，他严重失眠，焦虑症状也越发明显。1870年7月，詹姆斯从伦敦写信给法国哲学家布特鲁（Émile Boutroux），为拖延文稿致歉：“自从离开瑙海姆（Nauheim）以来，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每天清晨，痉挛开始发作，让我一整天都无比难受。”——瑙海姆是德国黑森州一处有名的温泉，在家人和亲友建议下，詹姆斯曾在此疗养数月，可惜疗效不佳。照传记作家的看法，就身体状况而言，从1878年詹姆斯结婚到1898年心脏病发作这二十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即使在这些年里，他也时常感到精神抑郁，伴随反复发作的感冒、失眠和消化不良，而用眼过度所导致的视神经疲劳更令他心生恐惧：担心自己随时可能双目失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间，由于受损的心脏不堪重负，他被告知身体有“崩盘”的风险，因此精神也越发紧张。在致好友霍维森（George Holmes Howison）信中，詹姆斯满怀幽怨地写道，“近来，我常常感到自己在智力和体力上都无法胜任工作，这令我异常痛苦；忍看时光流逝，对此我却羞与人言”。

威廉·詹姆斯1865年在巴西

霍维森教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创始人，也是詹姆斯终生的良师益友。根据他的分析，詹姆斯的精神焦虑和抑郁症状很大一部分是长期过度工作（overworking）造成的恶果，另外一小部分则可能源自家族遗传。詹姆斯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出身富商之家，早年因热气球爆炸事故被迫截肢，落下终身残疾和心理阴影——“一半是荒废（vastation），一半是疯癫（madness）”。凭借过人的天赋和毅力，老亨利·詹姆斯在神学、医学、哲学等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然而暴躁易怒的情绪和专横霸道的作派却严重影响了他的家庭关系。在他的五个子女中，老大威廉和老二亨利以及最小的女儿爱丽丝（Alice）因智力超群备受他的青睐，而相对天资不够聪颖的另外两个兄弟则不受待见。内战爆发时，两位兄长悠哉游哉继续他们的学业，两名稚气未脱的兄弟则被派往前线浴血奋战。日后，当哲学家威廉和小说家亨利为詹姆斯家族光耀门楣之时，两名退伍军人的庸碌无为令老父亲愤恚不已——迟至1880年代，其中一位因精神崩溃被送入疯人院，另一位则因投资失败被剥夺财产继承权——其家庭关系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老父亲对长子威廉寄望过高，故而父子二人的矛盾冲突也最为严峻。青少年时代，威廉酷爱绘画，并在此方面展示出惊人的天赋。然而老父亲却执意安排他进哈佛攻读化学专业，理由是绘画只能作为兴趣爱好，科学研究才是正道。遭威廉拒绝后，据说这位固执的老父亲不惜以死相逼——结果，可怜的（soft-minded）威廉只得妥协，不情不愿进了哈佛化学系（不久转入生理学系）。据《爱默生日记》记载：某日，老亨利·詹姆斯曾亲口对老友爱默生说，“有时候，他希望能有一道闪电击中他的妻子和孩子，让他们统统消失——如此一来，他就不用再因爱他们而备受煎熬了”。面对这样近乎变态的“父爱”，威廉毕生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兄妹五人中，威廉和自幼体弱多病、常年卧病在床的小妹爱丽丝感情最为亲密。爱丽丝很早就被诊断出患有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据她的日记记载：“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一切始于我的童年。那时我经历第一次精神崩溃，而且是剧烈地、歇斯底里地发作。暴风雨过后，我瘫倒在地，头脑清醒活跃，能够感知到最清晰、最强烈的印象……”1878年，威廉与波士顿“激进俱乐部”（The Radical Club）成员爱丽丝·吉本斯（Alice Howe Gibbens）小姐成婚，闻听这一消息，小妹爱丽丝的病情越发加重，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深陷于绝望之中，以至于“被一阵接一阵剧烈的歇斯底里情绪所淹没”（overwhelmed by violent turns of hysteria）。或许因为威廉的婚姻是老亨利·詹姆斯一手安排的缘故，小妹爱丽丝此时“既有自杀倾向，也有杀人倾向”（both suicidal and homicidal），于是每日不得不与“弑父的冲动作斗争”——“我清楚地看到，这是我的身体与意志之间的斗争，一场后者必须取得最终胜利的战斗……”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她的死亡。1892年，这位才女作家病逝于伦敦。威廉接获亨利发自伦敦的电报，哀叹小妹死于“长期神经衰弱导致活力丧失”（her neurotic temperament and chronically reduced vitality），同时更担心这一顽疾在詹姆斯家族后代中蔓延。的确，据好友观察，日后的威廉·詹姆斯夫人（“另一个爱丽丝”）可能是詹姆斯一家唯一心智健全之人。用威廉本人话说，是妻子“拯救了他的生命”——她的“冷静务实抵消（offset）了他反复无常的紧张焦虑（his fitful nervousness）”。

威廉向爱丽丝推荐了各种治病良方，比如泡温泉、练习瑜伽、接受催眠术，尝试电击疗法和顺势疗法（homeopathy），甚至吞食鸦片。与此同时，威廉在信末也不忘提醒，希望她能够“在每一天中寻找微小的美好，仿佛生命还有一百年那么长”。值得注意的是，在爱丽丝病症加剧的这段时间，威廉自己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兄妹二人同病相怜：上述处方既是开给小妹，也是开给他自己。由于他一直未能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那样构建出庞大的哲学体系，詹姆斯总是抱怨有太多事情让他分心。“我所患的这种体质性疾病，”他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德国人称之为‘Zerrissenheit’（即精神撕裂）。日子被彻底打断，断断续续……给我十二个小时专注于某项工作，我将感到无比幸福。”事务繁忙固然是实情，身体抱恙也不是威廉夸大其词，但久病成医的小妹爱丽丝却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她诊断出威廉的“哲学疑病症”（philosophical hypochondria）——一种神经官能症，此类患者“时常会对自身的感觉或征象作出不切实际的病态解释，致使整个心身被由此产生的疑虑、烦恼和恐惧所占据”。在这样的状态下，病人深陷自责、懊恼以及绝望的情绪之中，注意力无法集中。用爱丽丝的话来形容，她发现此时的詹姆斯“就像一团水银”——涣散无力、难以凝聚，对于他的学术事业，他似乎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为了坚持而坚持”，最终只能半途而废。

据考证，威廉在《宗教经验种种》描述的场景，正是他本人的亲身体验：“我在这所医院里，遭受了太多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除了焦虑和失眠（自从我被关到这里，便不再睡觉。我所得到的一点点休息，又常被梦打破。而且，各种梦魇，恐怖的幻像，闪电，雷鸣等等，每每使我惊跳而醒）外，还有恐惧，令人发指的恐惧，把我压倒，不停地抓着我，始终不放。整夜不眠。”后来，威廉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哀叹，“他们把我限制在房间里，使我不能从事任何社会交往，必然迫使我大量读书……它使得我脾气暴躁，精神紧张，这种痛苦滋味我以前从未体验过。”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感到精神压抑，自杀的念头油然而生：“尽管我不能确切地说我情绪低落，却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手枪、匕首和轧辊（bowl），这些想法牢牢地占据了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家（他在德国哥廷根师从心理学大师冯特），威廉深知当下他正经历一场深重的个人危机，而这场危机不仅关乎他的生理，更关乎他的心理，换言之，相对于他早已熟谙的生理卫生学（他转入心理学系后曾主修过解剖学），他亟需发明一种“心理卫生学”——用来治愈他灵魂的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廉的“心理卫生学”（涵盖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套学术理论体系，而是一套让他与生活“达成和解”（reconciliation）的信仰体系——他后来称之为“一条救赎之路”。而救赎的对象，既包括他和他妹妹爱丽丝，也包括比尔斯以及无数挣扎在崩溃和死亡边缘的精神疾病患者。

照传记作家斯特劳斯（Jean Strouse）的看法，与天马行空的小说家亨利不同，威廉的天性比亨利更具务实求真精神，也更具家庭责任感——他将老父、小妹以及他本人的情感危机融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他曾多年无法工作，转而苦苦思索宇宙中善恶的本质以及自身灵魂的问题”，并尝试探讨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了解善恶、身心、情感、理性以及思维过程之本质。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毫不犹豫地以身试法，并将自己的思想以简洁有力、充满活力的散文形式记录下来”，而其中最突出的当推他的“情绪理论”（theory of emotion），或称机体知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身体就像一块共鸣板，神经末梢受到外力的刺激，会产生细微变化的波纹，而后者传至大脑，则被感知为情绪。换言之，威廉·詹姆斯认为，并非由于大脑中存在一种名为“情绪”的东西，从而引发身体活动，恰恰相反，他相信感知情绪过程中身体的变化构成了情绪体验，而如果没有这种感知，情绪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我的理论是……我们感到悲伤是因为我们哭泣，感到愤怒是因为我们受攻，感到恐惧是因为我们颤抖……”很显然，这意味着情绪可以与身体反应“同步发生”（be simultaneous with）——或像詹姆斯本人表述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同一回事。”

詹姆斯在《何谓情感》（What is an Emotion?）一文中首倡的“情感理论”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自柏拉图以降，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对感觉或情感抱持怀疑态度，视之为获得纯粹真理的“障碍”，而詹姆斯不仅恢复了感觉的尊严，而且论证了感觉对于认知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根据他的研究，只有通过感觉，人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对象；如果对象仅仅存在于心灵或意识之中，而没有通过感官和情感体验，那么人们只是了解它而已。借用詹姆斯在《理性之情感》（The Sentiment of Rationality）一文中的原话，如果没有“情感上的关联性”，世上“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关心或采取行动”——换言之，情感不仅指导和激励行动，它还是思想和行动原创性的源泉。

评论家习惯于将詹姆斯的理论发明归因于爱默生的动态“情感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moods），即相信“情感具有我们自身思想所未知的力量”，而人之自立（self-reliance）意味着无条件信任这种力量，并由此从中获得快乐和幸福。不过，詹姆斯本人却更乐意将这一理论源头追溯至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与笛卡儿主张的“身心二元论”不同，斯宾诺莎倡导身心“同一论”：即，将情感（或“情动”，affect）视为“身体活动”力量强度的变化——如，欢喜就是生命力的增长，憎恶则是生命力的减损。值得注意的是，斯宾诺莎所谓的身体，并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包含感知、情绪以及意志等不同维度的身体。每当面对负面刺激时，斯宾诺莎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积极调动身体潜能、以具有情感适应性的正面刺激与之相抗衡——如，用爱来克服仇恨，用勇气来克服恐惧。斯宾诺莎相信，借助理性的情感力量，我们不仅能够摆脱外在的束缚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因为我们不再依赖于奴役我们的客体情感需求”），同时也能加深我们对人类境况的了解和同情，而这将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喜悦（参见《伦理学》第五卷，命题三十二和三十六）——在斯宾诺莎眼里，幸福从来不是一种空虚的精神状态，而是从见证个体理性及情感全方位成长中获得的满足感。比如，人可能因疾患或身体残障而体质虚弱，但同时却因强烈的愿望、敏锐的感受力和坚定的意志而变得坚强无比。唯其如此，每当身体抱恙之时，“需要医治的就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器官，而更应该是我们的情绪和情动状况”。

作为对抗焦虑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解药”，詹姆斯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心理卫生学”，一言以蔽之，即化“情动”为行动——“我们不是因为快乐所以大笑，而是大笑使我们快乐”。既然如此，身处困境、情绪低落之时，何不仰天大笑出门去，像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一样种豆锄草？或者哪怕走到邻居家门口逗逗猫、遛遛狗？詹姆斯本人一向奉行斯宾诺莎“扩大同情心”的道德法则，并坚持将这一种“毫无功利性”（boundless disinterestedness）的同情心扩散至周围的亲友、学生乃至小动物身上——照传记作家的说法，詹姆斯一家饲养宠物的故事本身“就足以构成传记一个章节的素材”。用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一书中的表述：“我本人坚决不相信人类的经验是宇宙中存在的最高层次的经验。我更愿意相信，我们与整个宇宙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猫狗宠物与整个人类生活的关系一样。”在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书中，詹姆斯曾将他的宠物圣伯纳（Saint Bernard）犬昵称为“室友”：“它的尾巴总是摇个不停，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位隐藏在云中的天使（Angel in the cloud）。”此外，据詹姆斯的学生回忆，他在演讲中曾提及一名抑郁的年轻人和宠物猫的故事——或许即是年轻时候詹姆斯本人的写照：此人终日百无聊赖，意气消沉，甚至不愿跨出自家大门。友人灵机一动，赠给他一只小猫。短短几天时间，他便和小猫建立了感情——他每天一早起来喂猫，隔三差五外出购买猫食，并携带生病的小猫去看兽医。显然，这种出自同情心的怜爱激发了年轻人照顾幼小动物的欲望，同时也调动了他身体内部的潜能，从而激发他摆脱情感桎梏，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用詹姆斯的话说，他摆脱抑郁最简易可行的方法，就是设法“使自己总是处于不停的忙碌状态”。

如其所言，中年以后的詹姆斯除了日常教学工作，更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公共演讲、学术报告以及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他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用于慈善事业），且乐此不疲。尽管上述活动使得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但与此同时，这种“忙碌状态”所激发的生命活力却使得他的精神极度愉悦。据不完全统计，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詹姆斯先后出版了《信仰的意志》（The Willto Believe，1897）、《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ruth，1909）以及《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1909）等著作，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心理学和哲学遗产。1885年，詹姆斯资助自己昔日的博士生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等人创办“美国心灵研究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1909年，詹姆斯向“全国心理卫生委员会”捐赠一千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三万美元）。1910年，詹姆斯病逝。“毒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尽管对詹姆斯哲学的“主观主义病狂”大加嘲讽，却也不得不承认詹姆斯之为人“温柔敦厚”（warm-heartedness and delightful humour）——的确，在《实用主义》等著作中，詹姆斯往往以“柔性”（soft-minded）哲学家自命，不过很显然，正如他的“理性之情感”论一样，在他民胞物与、悲天悯人的柔性之中，自有一种真气灌注、百折不挠的“刚性”（tough-minded）力量。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判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百代而下，此语移用于威廉·詹姆斯，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