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兴：我看什么是报道的权威性

当前在网上有一种偏见，不是以内容是否真实来评价一篇文章，而是以是否权威而评价文章。例如我对司法界的一些评论文章，总有一些认为是不权威的偏见评论。对此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保证说，我报道的每一起案例，均有明确的判决案号，均可在相关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询，所以说均是出自权威性的源头，不要别有用心的以来源不权威而予以歪曲。

说起我的报道历程已有5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有着记载重要的历史意义。

记得1984年4月的一天，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乡寇庄一位63岁的养蜂老人王文光，托我给《天津日报》（市场专刊）写信，说他养了八年蜂，每年可产六千斤蜂蜜，五、六十斤蜂王浆，但由于是改革初期，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不敢光明正大的出售，想求《天津日报》给解难题。于是我给《天津日报》写了一封《养蜂容易售蜜难》的来信，当月14日文章见报后，天津市供销合作社很快就派人与王文光老人取得联系，并主动上他家收购蜂蜜，解决了他家多年售蜜难的问题。王文光老人的遭遇，坚定了我对反映民生的信念，也为在改革初期农民如何致富开辟了一起先例。

我还记得1984年10月份，天津市织袜五厂一名老工人身患绝症，需巨额医疗费用，全家人陷入绝望之中，我经采访后当即写下了一篇稿子《一个老工人的遭遇》，发给了《天津工人报》，很快不出一个星期，一位《天津工人报》的记者拿着我写的那篇文章，上面有当时天津市委书记张再旺和市委宣传部长肖元的签字，他和我一起来到了这位老工人的家，给他一家人送去了党的帮助和温暖，使这位老人在临终前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和满意的笑容。

一个合格的媒体人应当胸怀正义，敢为人民鼓与呼，是的，这也正是我50年写作生涯的座右铭。2004年5月11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天津市宝坻区丁家睦村村支书无证砍树没人管》的报道，文中对该村支书代某某无证滥砍滥伐集体树木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曝光，由于该村村民对其极为不满，在其被免职的那天，该村的每条街道都燃放起长时间的鞭炮以示庆祝。鉴于我所见到的事实和代某某已被组织处理的情况，我于2004年6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再次给其曝光，题目是《天津市宝坻区丁家睦村村支书已被撤职》。说实在的，在《人民日报》上给一个村官连续两次曝光，实属是非常罕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媒体人应有的态度。

2004年11月3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96110为何打不通》的报道。文中说，天津市公安局公布的便民服务热线将会极大的方便群众查询相关信息，使群众坐在家中便可知晓自己所需要的相关信息，但当许多人拨打天津市公安局公布的这个“96110”便民服务电话，却均被告知是空号，我经过拨打也是如此，于是我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询问。文章见报后，天津市公安局很快登报致歉，并及时对“96110”予以了开通。

从事新闻报道要始终注重反映民生，2003年11月《人民日报》创刊了《新农村周刊》，以能够真实的道出“乡情实话”，敢于对农村不合理的现象“曝光”、“聚焦”得到农民的欢迎，我所到之处，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农民能如此地关注《人民日报》，甚至很多人想单独订阅《新农村周刊》，这一现象使我深深感到，紧密联系群众，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才是媒体的生命和记者的职责。

2004年1月《人民日报》开通“人民热线”，我于1月20日在《人民日报》总编室内刊《编采业务》上发表了《“人民热线”开得好》一文，文中指出，“人民热线”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热线，也是一座人民与党交心的桥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举措，而是《人民日报》放下党中央机关报的架子，更加积极努力地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喜人开端。

为了掌握网络媒体的报道技巧，2013年1月我参加了由中央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第八期全国互联网信息与新闻编辑业务培训班，并取得了由中央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教培证字（2013）第198号全国互联网信息与新闻编辑业务考核成绩合格证书》。

转眼间，我已历经了五十年的写作生涯，几十年的采访经历，更是在告诫着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仅要亲临现场，求真务实，还要时时不忘扎根于基层，置身于群众，敢为人民鼓与呼！

我认为一篇报道是否权威，不是取决于是从谁的嘴里说出，而是取决于是否真实。比如说当年的内蒙呼格和河北的聂树彬被冤杀案，都是在十几年以后才被平反，那么能说在平反前为聂树彬伸冤多少年的民警郑成月不真实不权威吗？这只能说是一种极度偏见的认为。

再者说，动不动就以没有权威来源而贬低某些曝光报道，那么请问如果每一篇曝光报道和申诉案件都有权威部门的认可和公布，那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赴京上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