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极恐，一条折磨宋朝百年的谣言威力有多大？

1.“甲午年蜀必乱”：宋初四川的动乱和谣言

不知从何时起，四川大地上开始流行一句传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这个传言，让好几代宋朝皇帝惴惴不安。

公元1052年，还有两年就是又一个甲午年了，坐在龙椅上的宋仁宗，已经坐不住了，有天，拉着宰相庞籍说：“孟知祥称帝后的第一个甲午年，我爹还在那会儿，蜀地发生了王均兵变。”他的意思是，甲午要动乱的预言看起来是真的啊，马上又一个甲午年要来了，真是让人忧心忡忡。

是宋仁宗太迷信了吗？倒还真不是。因为在他之前，每逢甲午年，川蜀地区还真的就发生了动荡。比如公元934年，后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称帝，建立后蜀政权，这一年正是农历甲午年；公元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造反，起义军攻占成都，李顺自称“大蜀王”。

巧合的是，这两次重大变故都是发生在甲午年。更巧的是，这两次的动乱还一脉相承。李顺王小波造反时，对外宣传造势，声称“李顺”是前一代造反者孟昶的遗腹子。有这个旗号一竖起，川蜀大地上的群众沸腾了，很多人出于对孟昶的怀念，纷纷加入了李顺的反叛队伍，起义军最后攻占了成都，李顺自称“大蜀王”。

对宋仁宗来说，六十年前，有一个李顺利用谣言造势，就成功掀起反叛，很难说，马上到来的下一个甲午年，会不会有下一个李顺？会不会也是用这个套路，配合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谣言，再次掀起叛乱？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四川？因为自打宋朝开国以来，他们统治下的四川，就像一个高压锅，丢个火星子都能燃起冲天烈焰。

在北宋统治之前，蜀地一直处于后蜀政权之下，三十三年里，虽然后蜀皇帝作风比较奢侈，但也算维持了一方平安，蜀地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不错的发展。直到公元966年赵匡胤派遣禁军征讨四川，这才灭掉了后蜀政权。

但是，灭掉了后蜀政权，不表示赵宋在蜀地拿到了统治权。当时，赵匡胤派去讨伐后蜀的将领，打仗是把好手，行政上却是个禽兽，到处烧杀抢掠，欺男霸女，逼得已经投降的后蜀大将率兵反叛，宋朝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彻底平定。

从那以后，在宋朝皇帝心中，川蜀之地尽是刁民，对待刁民就应该上手段，让他们知道造反的后果。就连宋朝的士大夫说起四川人，都是“奸讹易动”、“俗悍巧劲，机发文诋，窥变怙动，湍涌焱驰”。脾气火爆，奸猾强悍，爱搞事情，反正都不是什么好词。

带着这样的偏见，宋朝对川蜀之地征收的税负，比后蜀政权还重，而选派去四川的官员，还会从中再捞一笔。更要命的是，宋太宗根本不拿四川当自己家地盘，甚至对副宰相赵昌言说“西川本自一国”，只是太祖皇帝英明神武打了下来，到现在不过三十年。言下之意是，四川这地方就是反贼多，实在不行，这地盘我不要了。

对蜀地一贯的镇压政策，外加沉重赋税，导致川蜀之地民众对宋朝，一直心怀不满，而这，也就为“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造反谣言提供了发酵的土壤。

这不，眼看着马上又要到下一个甲午年了，宋仁宗和他的文武官员，都被 “甲午再乱”的谣言搞得人心惶惶。因为谁也不知道，传言会不会再次成真，四川会不会再次发生什么动乱。

巧的是，这一年的西南地区，刚好又爆发了一场侬智高叛乱。侬智高本来是广西的一个小土司，同时向交趾及宋朝称臣纳贡，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因不满于交趾的压迫，想投靠宋朝寻求庇护，宋朝不想引火烧身，一直不搭理他的要求。侬智高怀因此恨在心，居然举兵叛乱了，一举攻下了广西重镇南宁，自立为王。

消息传来，本来就神经紧张的宋仁宗，越发担心四川的情况了，赶紧派出了当时的第一名将狄青去广西平叛，想要尽快控制住叛乱。

不过，更麻烦的，此时的四川已经是谣言满天飞，从官员到百姓，从皇宫里的皇帝到山林里的隐士，每个人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甲午年动乱，搞得社会生产都没办法顺利进行。

百姓动不动就拖家带口跑到深山老林里，官员要么被吓得不敢办公，要么就大搞严刑峻法。四川人随便一个犯了一点法，就给人全家流放出四川，一辈子不能回来。就连当地人祭祀都江堰的修建者李冰父子，都会被当成聚众谋反。

2．迷雾中的大宋，艰难选择

面对已经谣言满天飞，被谣言搅得人心惶惶的四川，当时的士大夫是怎么看的呢？

眼看着四川的社会氛围越来越高压，作为四川本地人的苏洵，也就是苏轼他爹，专门给本地一把手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对谣言的看法。

苏老爷子表示，谣言之所以传播这么广，是有原因的，根子出在咱们四川的社会太压抑了。为什么压抑呢？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四川的贫富差距太大，阶级矛盾很严重，有钱人喜欢炫富，动不动招摇过市，穿得五光十色，出门都是什么宝马奔驰迈巴赫，可老百姓呢，饭都吃不饱，每天看着这帮有钱人炫富，那能高兴吗？再这么下去，穷人肯定要造反。

四川的第二个问题是，朝廷派来的禁军和地方军队之间不对付，这些禁军有钱有粮，还有京城户口，可地方部队穷得都没裤子穿了，两边谁都看不起谁，动不动就打架斗殴，要是控制不住，肯定要出大乱子。

针对苏老爷子的发言，四川另一位知识分子表示反对，此人名叫张俞，隐居在青城山里，是蜀中名士，和多位益州知州关系很好。

他觉得甲午再乱这个说法，简直是危言耸听，上一个甲午年之所以会有大乱，还不是因为朝廷收的赋税太重了，派来的官吏贪得太多了，才会造成民怨沸腾，酿就大祸。现在政治清明，赋税征收适中，百姓安居乐业，根本就没有动乱的可能。而且四川的驻军本身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朝廷又没有饿着他们，怎么会造反呢？

苏洵和张俞都是本地人，按理说看到的场景也是一样的，怎么在苏洵那里，四川一副民不聊生快要崩溃的社会图景，在张俞那里却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景象呢？

而且，这两人的结论还南辕北辙，一个觉得肯定会大乱，必须马上改革，一个却觉得不会有事，不用担心。

两位本地士大夫的意见都这么不统一，可想而知，远在开封的宋仁宗有多头疼了。

当然，这里面最让他头疼的，是究竟派谁出任益州知州，坐镇成都，安抚民众。

这个人既要有能力安抚民众，还要熟悉四川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是宋仁宗信任的人，万一是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到了当地，再学孟知祥搞一个自立为王，麻烦更大了。

千挑万选，宋仁宗选定了一人，此人叫程戡，之前一直在西北前线任职，担任过陕西转运使，负责西北前线的后勤供应和军需补给，擅长随机应变，政务能力非常强，并且已经担任过一任益州知州，对四川情况比较了解。

3．大宋官员如何辟谣？

程戡到了益州之后，也不辟谣，而是当真的来对待，疯狂修城墙，严正以待。

结果呢？甲午年上半年风平浪静，最后大家都觉得，甲午年大乱也不过如此。宋仁宗这边也乐坏了，立马把程戡调回北京。然而历史却给仁宗开了一个荒诞的玩笑，就在程戡将要离任之际，京城开封和四川同时出现了异动，谣言再次传得沸沸扬扬。

先是开封突然出现一个劲爆消息，说仁宗乳母的儿子张茂实，其实是仁宗的亲弟弟。要知道，仁宗一直没儿子，大臣们正为继承人问题发愁，这种皇室秘闻一旦传开，必定引发朝野震动。幸好张茂实对皇帝忠心，自己把造谣的人抓到了开封府，才没酿成大祸。

不久后，天象上又出现了“客星”的异象，所谓客星，就是天文学讲的超新星。超新星爆发时会发出大量电磁辐射，照亮整个星系。这颗超新星就是天文史上非常有名超新星SN1054。当时人们甚至能在白天的时候肉眼看到。这在古人看来，就是极大的凶兆，意味着政事混乱，灾祸多发。

恰恰在超新星爆发的同时，四川又开始流行起动乱即将发生的谣言。前面提到在广西起兵叛乱的侬智高，打不过狄青，接连兵败，最终带家人逃到了大理国，也就是今天的云南。

按理说，他这个时候已是丧家之犬，没有什么威胁了，谁知道四川南部的黎州却传来了侬智高将要图谋四川，东山再起的谣言。甲午年还没过完，很多人听到这个说法顿时觉得，原来甲午再乱是应验在了侬智高身上，惶恐情绪再次席卷四川大地。

仁宗又派了张方平去接任。张方平面对这么一个棘手的烂摊子，他干了三件事。

首先，他下令停止一切过度备战，别再调兵器进四川了！意思是大家别再自己吓自己了，谣言宜疏不宜堵，今天社会上各种谣言之所以传播得又快又广，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民众的知识水平不够，可官方层面草木皆兵的处理有时候也是谣言的催化剂，本来大家还不信，结果你大张旗鼓又抓人又戒备的，假的也变真的了。

叫停备战之后，张方平使出了第二招——公开喊话，他每天循环在城里向群众宣传，侬智高自身难保，攻个毛四川啊！大家都别信，靠着铺天盖地的宣传手段，稳住了民众情绪。

张方平的第三招更绝，他宣布要在这年的正月十五举办超大灯会，白天晚上城门大开！全城嗨起来！用欢乐对冲恐惧，老百姓一看，知州都不在乎谣言，那咱们还怕啥啊，接着奏乐接着舞，民间的情绪也就慢慢缓和了。

更绝的是，张方平还派人去查谣言源头！结果发现，谣言是一个在边境做翻译的小商人造的。抓到造谣者后，张方平直接派这人去大理打听侬智高的下落，最后带回来一个消息：“侬智高已经被大理人砍了！”消息的真假张方平也不知道，但他知道，所有人都想要这个答案。

于是他就顺其自然公布了这个消息，百姓也就彻底放松了下来，这个困扰了大宋王朝上百年的谣言，这才被被扫进了尘埃里。

这事儿再次说明，谣言从来不是凭空来的，背后都是老百姓过得憋屈，需要发泄情绪，你越用高压越封越禁，老百姓越信。而最牛的辟谣方式永远是：让大家看到你在做事、让大家看到你不怕，以及给一个大家愿意相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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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栋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