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刘氏与明清两朝的两件要案

袁晓明 微信版第1919期

明、清两朝，应天府高淳县、宁国府宣城县域内曾发生两起案涉两县的要案，一是明正德年间的“马政案”，一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东坝案”。在这两件要案中，宛陵白沙刘氏深陷其中，马政案导致刘氏富户经济遭受损失，而东坝案则使刘氏一族在政治上遭遇打击。

一、白沙刘氏

宛陵白沙刘氏世居金宝圩东部白沙里，与居于大圩西部的螺川丁氏及圩中分居雁翅、官濠、星斗门、总管庙四地的唐氏，为金宝圩三大著姓世家，号称“丁半边，刘半边，唐包心”。

白沙刘氏源自汉中山靖王刘胜。至唐， 有集贤学士刘禹锡，由中山（今河北定州）寓居彭城（今江苏徐州），数传生政。唐五代， 刘政为避乱，由彭城迁溧水定居。南宋祥兴元年（1278），刘政后裔刘孟祥（1196—1249） 之孙刘俨（1244—1319），因“水旱相仍，盗贼并起，人难安宅，遂挈家任身游徙，驰至宁郡宣邑北百里许孟渎河之西白沙里，喜山水之清秀，爱地势之坚凝，曰：‘此诚钟灵毓秀之区，椒衍瓜绵之所。’遽迁居于斯。”（《白沙刘氏宗谱》卷一）。故刘氏自称“白沙刘”， 堂号“惇叙堂”，尊刘孟祥为一世祖、刘俨为始迁祖。

自十世起，白沙刘氏分五房十九支，裔孙主要集中居住在金宝圩东部，即今鳡圩村所辖白沙里沿河堤的古村落“孟渎村”。随着刘氏开枝散叶，裔孙亦复散居于白沙里周边近十个自然村落，另有一支迁居今狸桥镇奉国圩。刘氏丁蕃族大，村居在金宝圩东部星罗棋布， “刘半边”之称由此而得。

经过数百年经营，白沙刘氏人才蔚起，科甲蝉联。在历代科举考试中，刘氏有 3 人高中进士，其中刘方蔼最为知名；另有 4 人中举，28 人入贡，就读府学、县学的庠生 227 人，其中廪生 33 人、增生 7 人、附生 2 人，就读国子监的太学生 152 人。白沙刘氏一族，堪称宣城的人文世家，影响甚广。

二、困扰朝野的马政案

明正德十三年（1518），应天府高淳县申奏，要将高淳县领养扬州、蒙城等州县额定的官马改派宣城分养。宣城官民闻讯据情据理反对。案涉应天府高淳县和宁国府两地的马政案由此拉开序幕。而此案引发的缘由，则要从金宝圩白沙刘氏与雁翅唐氏等在高淳县相国圩购置田地说起。

金宝圩白沙刘氏九世孙刘汉（1406—1469），字有清，号槐轩。其人“存心忠厚， 居家朴素，资甚饶裕，好行阴德，人有贷不偿者，辄焚其劵，后子孙繁衍，人咸推积善所报云”（《白沙刘氏宗谱》卷一一）。邑志称其“好义多阴德，今后嗣繁衍，人推积善所报云”（光绪《宣城县志》卷一六）。可见，刘汉当是一位忠厚有德、富甲一方的豪绅。

明初，家资饶裕的刘汉曾在与其家一河之隔的高淳县相国圩民人卞立等人处购买下了两块地，一块面积为二千一百九十亩二分， 另一块是位于鳡鱼嘴、毛家嘴马荡有契地，面积为二千六百三十三亩八分。买过之后，刘汉费资雇工，开垦为成熟田地一千零五十三亩六分。此外，雁翅唐氏进士唐汝迪（1528—1581）的祖父唐资（1478—1545）字孟深，号得翁，也在相国圩从民人史太等人处购买了有契象场一千三百七十五亩，并认佃无契象场三百七十二亩。

刘汉等在邻县跨区域进行土地经营，在当时称为“寄庄”。这种异地购置土地、置办田庄、出租耕作的现象，在当时富户中较为常见， 其目的是为了形成人地分籍，规避官府的差徭赋税。

刘汉二传至其孙刘玘（1464—1535），字廷献，号白潭，“自幼攻举子业，后不乐仕进， 志尚质朴，有古君子风……正德戊辰（1508） 岁歉，输粟千石，邑之人民全活甚众。”（《白沙刘氏宗谱》卷四二）。正德三年辰输粟，被朝廷恩授征仕郎。刘玘虽坐拥先祖遗留下来的巨万田产，但能够恢拓先祖产业，将祖业经营得更加兴旺。刘玘等的寄庄收益，引发了高淳县民甘蕙萱、陈壁、田刚七等人的嫉妒，并两相结下私仇。

于是，明正德十三年，高淳县民以此为借口，制造事端，状告到县。事发后，宣城县将刘玘等拘押到官，迫使刘玘等退田，以平息两县纠纷。刘玘等迫于官府压力，无奈将祖上真金白银购买开垦的田地、草场无偿尽数退还高淳县。

时高淳县领养扬州、蒙城等州县额定官马三百一十九匹，马政之役使高淳县民疲差繁， 应天府及高淳县官民早有推卸养马差事的心思，因此，当刘玘等退还田地、草场后，高淳县故意不予接收，而是进一步扩大事态，将刘玘等置地寄庄、规避徭赋一情与高淳县领养扬州、蒙城等州县额定官马一事关联起来，上奏朝廷，要求将高淳领养的官马改派宣城等县分养。对此，宣城县民不服，以金濂、陈宝等为代表“节情具奏”，宁国知府及宣城知县则依理相拒，宣城、高淳两县马政纠纷案由此爆发。

案发后，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嘉靖三年（1524）七月，巡抚都御史吴廷举派员实地查勘，结果查明“宣城系坐万山，额无草场， 开国以来即无养马”（杨鏊《奏止宣泾养马疏》），又查验太仆寺档案，结论是宣城洪武以来从无养马之差。

饲养官马的责任已经分清，刘玘等在相国圩的田产、草场、象场也已经退还，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但是，高淳县并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继续向监察院申禀，称说宁国府“先年虎狼为患，寄养蒙城等因，奏派宣城等五县领养”（杨鏊《奏止宣泾养马疏》）。对此，巡抚都御史吴廷举竟依从了高淳县的要求，而宁国府知府及宣城县知县却“力争不得”，于是“宣民大哄”“将情奏行巡按衙门”。

在这种情况下，南直隶巡按衙门于嘉靖四年（1525），委派太平府、安庆府、应天府、宁国府四府推官重新查勘，并复查朝中太仆寺档案。复查结论仍是宣城等县由洪武至今从无领受过马政之差，也没有将所养官马寄养蒙城等县的情况。那么，改派马政由宣城、泾县等五县承担，显然理由不足，难以服众。但高淳县纠缠不清，不停申诉，于是，四府推官会商，仍由高淳县照旧牧养官马，为安抚高淳县官民，“称该县民疲差繁，议将该县递年原出办驿站银共一千四百五十六两三钱，改派本府宣城等五县出办，每年解赴应天府文割，各遵承领应付，以后再无致累。”（杨鏊《奏止宣泾养马疏》）至于刘玘等人购买、认佃的高淳县相国圩田地、草场、象场，照数无偿退还给高淳县民耕作。马政案到此告结。

在这场马政纠纷案中，无辜的宣城百姓因不服巡抚都御史吴廷举盲目断案而起骚乱，结果是“其首何隆当大辟，编戍者九人。（及） 宦移怀庆”（万历《宁国府志》卷一）。而白沙刘氏族人刘玘等数千亩田产、草场和象场平白无故损失殆尽。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理的处理结果，其根本原因是应天府与宁国府之间力量角逐的不平衡。对此，处理这一纠纷的官员似乎看得很清，所以最后的处理结果也就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宁国府被迫代输高淳县驿传银，而贫民百姓则成了官府角逐的牺牲品。

为安抚刘玘等退田各户，官府给予刘玘等退田户“量免十年”杂泛差徭的优恤。这或许是四府推官面对刘玘等的巨大损失而起了怜悯之怀，但这样的优恤岂能弭平刘玘等户退田的损失？

三、惊动江南的东坝案

道光二十九年（1849），皖南暴发山洪，高淳、宣城两地圩田大多沉没于水下，情急之下，遭受重灾的两地圩民联合起来，奔向高淳东坝，掘坝泄洪，由此酿成惊动朝野的东坝案。金宝圩白沙刘氏因参与其中，而受“合族株连” 之祸。

东坝位于今南京市高淳区城东 50 里，这里处于固城湖东侧，是固城湖进入胥河的入口，此处设坝，故名“东坝”。

东坝以西之固城湖，承皖南山水和长江上游洪水，属于古代丹阳湖水系。东坝以东之胥河，通达太湖水系。两大水系在地势上呈西高东低之势，古有中江水道相通，后水道为泥沙阻塞，至春秋时开运河——胥河，两大水系又复相连。为节制水位，便利通航，唐末以来，胥河上筑堰水坝，水道一直畅通，东坝以西来水尚能下泄入太湖，可分流部分皖南山洪，高淳、宣城、当涂三地的防汛压力相应得以缓解但是，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朱棣登帝位，迁都北京，明朝廷再无须引胥河水绕钟山以增王气。而且，江浙漕船也随之改由镇江西津渡过长江，经扬州瓜洲渡入京杭大运河， 北运抵京，胥河因此失去了官家漕运的重要地位。此时，苏、浙一带为减轻自身水害风险， 强烈呼吁朝廷改胥河上堰水石坝为土坝，以截断皖南山洪和长江下游洪水东流入太湖的水道。当年积极向朝廷建言，力主修筑东坝的， 即有溧阳人陈嵩九。

永乐元年（1403），朝廷应苏、浙强烈要求，改固城湖东侧入胥河的堰水石坝为土坝， 这就是所谓“东坝”。正德七年（1512），朝廷又在东坝原坝基上加高三丈，坝体从此更加坚固。

东坝之设，彻底截断了皖南山洪和长江洪水经由胥河东流进入太湖水系的水道，苏、锡、常一带水害得以减轻，陈嵩九因此而成为了溧阳人眼中的功臣。但高淳、宣城、当涂三县的大量圩田，每到汛期，圩堤频溃，圩田被淹， 三地民众苦不堪言，因此，陈嵩九在高淳人的心中则成了罪人。而日后围绕东坝的纷争，由此埋下伏笔，代代相沿不绝。

清道光三年（1823）、二十八年（1848）， 皖南地区连续两年暴发山洪，水阳江流域洪水肆虐，泛滥成灾。在这二十五年间，金宝圩历经两次破圩，圩中百姓受水患灾害之深已达极限。

孰料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水阳江上游再度暴发特大洪水，狂风暴雨连日不停， 皖南山洪奔腾而下，水阳江河水暴涨，宣城北和高淳西境内茫茫一片泽国，圩田多数被淹， 无数灾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其状之惨，不忍睹视。

在这风雨飘摇的险境中，岌岌自危的宣城与高淳两县圩民，为求自保，自发联合起来， 于五月初十日鸣鼓驱舟，直奔东坝。群情激奋的灾民头扎黄裱纸，手持掘土器具，奔向坝顶， 挖坝泄洪。高淳知县向柏龄得报，急令组织力量复坝止水。其后，宣城、高淳两地水势继续上涨。

是月二十六日，圩民再次驱舟冲向东坝， 他们“将所复土坝毁去，一时波浪滔天，坝口冲决深达数丈，水遂难以骤止，奔腾的洪流直泻东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皆成一片汪洋”（《高淳历史文化大成》）。事后，东坝历三月修复，掘坝圩民受到官府缉拿责罚。

东坝案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遍阅清以来宣城府县志均无记载，圩中 30 余家宗谱鲜有提及，惟在雁翅唐石麟先生所撰《刘品三老先生传》（《白沙刘氏宗谱》卷四二）中留下了关于东坝案的珍贵记叙：

“道光己酉大水，东坝一案，合族被株连之祸，而先生与焉。他人处此，有不终身饮恨者其谁？而先生处之澹如，殁齿无怨。噫！先生之操守为何如也，其行不又有足多者乎？

这段文字很明确记载了白沙刘氏因参与掘东坝泄洪案，整个刘氏家族受到了株连。而文中参与东坝案的先生谓谁？这位先生就是白沙刘氏大房贤八公支二十三世孙刘金镕（1804—1862）。

刘金镕，原名彦模，字品三，号半耕， 邑庠生。他少年能文，专注于举子业，道光二十年（1840）科试，“拔冠宁广两属，但泮宫中咸推巨擘，而棘闱内屡荐不售。”（《白沙刘氏宗谱》卷三九）于是，刘金镕于刘氏族塾“昆亭塾”中教育生徒。先生讲学，“微言奥旨，朝夕讲贯不倦，一时桃李尽入公门， 不觉其在春风坐也。且其所改正文又博大昌明，理法兼到，迄今兵燹后，其稿虽存寥寥， 而举业辈犹潜心把玩，不能一日释诸手。”（唐石麟《刘品三老先生传》）刘金镕不独以文名世，举止行为亦为乡里推重，有“温温恭人， 谦谦君子”之誉，因被刘氏族人推举经理祠务， 数十年有利必兴，无害不除，刘氏族人对他心悦诚服。

正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年仅三十五岁的儒生，在滔天的洪流中，为保金宝圩平安度汛， 他挺身而出，率众掘坝，其慷慨悲壮的形象， 在唐石麟先生简略而含蓄的文字中，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私自掘坝泄洪显然是蛮动行为， 其本人和家族必然受到官府的责罚。但家族、乃至全圩却给了他正面的安慰：“虽因公受累， 绝无怨言，族人长幼劝之曰：‘此不服之冤， 吾等实不能代申耳。’”（《白沙刘氏宗谱》卷三九）又“以先生而论，论文章则当列于儒林，论德行则当列于道德，论殉难则又当列于忠节矣”（唐石麟《刘品三老先生传》）。

东坝一案，酿成了巨大损失，但始作俑者， 应是朝廷的当权者，是他们在治水问题上权重失衡，无视全局，漠视了对高淳、宣城、当涂受灾民生应有的关怀，导致顾此失彼，引发民怨。由此来看，洪流中的芸芸众生，包括白沙刘氏，难道不是当权者不能统筹治水、体恤民生的受害者吗？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和百姓评说。

（作者系宣州区水阳镇人民政府退休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