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同学因为腿疼的不行，去了医院一检查，是肺癌扩散了

周明远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我正在改一份方案。消息只有六个字：“在吗？我腿疼。”我以为他又要跟我约球，随手回了一句：“腿疼去打球，以毒攻毒？”

他没有回复。

这不是他的风格。周明远这个人，从高中起就是那种你说一句他能回你十句的话痨，打游戏的时候嘴没停过，喝酒的时候嘴也没停过。他不回消息，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手机没电了，要么就是真出什么事了。

第二天，我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听说了。

周明远腿疼得不行，不是那种运动过后的酸疼，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吃了止疼药都压不住的疼。他老婆王薇硬拉着他去了市人民医院，挂了骨科的号。医生看了他的腿，又让他拍了片子，拍完片子又让做CT，做完CT又让做增强。一套检查做下来，周明远在医院的走廊上从早上坐到了下午，疼得冷汗把秋衣都浸透了。

最后是骨科的一个副主任亲自把他老婆叫进了办公室，关着门谈了很久。

周明远后来跟我们说，当时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看着他老婆从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嘴唇在哆嗦，但一看到他，立刻挤出了一个笑，那个笑比哭还难看。

“老公，医生说你这个腿的问题比较复杂，可能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周明远当时还说：“腿疼还要住院？你帮我问问医生，能不能开点药我回家吃，这医院的味道我闻不惯。”

王薇没接话，低下头，开始翻包找住院单。

周明远住院那天，我们去看了他。他一如既往地贫，说医院食堂的饭太难吃了，说护士扎针的技术不行，说病房里隔壁床的老头打呼噜像开拖拉机。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笑着笑着突然停下来，看着自己的左腿，看了几秒钟，又把目光移开了。

“老周，医生到底怎么说？”我问他。

“就是个小毛病，”他摆摆手，“可能是什么骨髓水肿吧，我也不太懂。反正住两天院消消炎就回去了。”

王薇站在病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盆刚洗好的葡萄，听见这话，手一抖，葡萄差点全洒了。她飞快地把盆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就出去了。我追出去的时候，她正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声音。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嫂子，”我走到她旁边，声音压得很低，“老周到底是什么病？”

王薇没有回头，肩膀却抖得更厉害了。她用手捂着嘴，整个人像一张被风吹得快要断掉的纸。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我的眼睛。她什么话都没说，但那眼睛里装的东西，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那是一种已经被宣判了、却还没想好怎么告诉犯人的、绝望的温柔。

“他没告诉你们？”她的声音沙哑得像踩碎的枯叶，“他自己也还不知道。”

“什么病？”

王薇张了张嘴，那个病名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怎么也吐不出来。她最后没有说出来，只是摇了摇头，说：“等医生跟他谈吧。我……我说不出口。”

第二天，医生跟周明远谈了。

后来是他自己打电话告诉我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不是悲伤，不是愤怒，甚至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像被什么东西抽空了的、干巴巴的平静。

“兄弟，”他在电话那头说，“查出来了。”

“什么？”

“肺癌。已经扩散了，骨头上有，肝上也有。腿上的疼是因为癌细胞长到了骨头里。医生说，晚期了。”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语气跟平时说“今天中午吃了个盖浇饭”差不多。但我认识周明远十六年了，我知道，一个人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平静，他是不敢让自己感觉到任何东西。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蜜蜂在里面乱撞。我想说点什么，想说“是不是误诊了”，想说“你抽了十几年烟，让你戒你不戒，现在好了”，想说“没事的，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可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晚期”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你……你别怕，”我最后憋出了这几个字，自己听着都觉得苍白无力。

“我不怕，”周明远说，声音忽然哽了一下，“我就是觉得……觉得窝囊。你知道吧？我今年才三十五。我儿子才上小学一年级。我爸去年退休，退休金刚拿了一年多，我还说等放暑假了带二老出去旅游一趟。现在好了，我自己先旅游上了，旅游目的地是医院。”

他笑了。那个笑声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剜着我的心。

接下来的一周，我几乎每天都去医院。周明远的病房从三人间换成了单人间，不是因为条件好，是因为他后面要做化疗，需要相对独立的空间。王薇把家都搬来了，枕头、被子、保温杯、电饭煲、儿子的照片，一样一样地码在病房的各个角落。她每天变着花样给周明远做饭，排骨汤、鱼汤、老母鸡汤，每顿都不重样。周明远吃不下去，她就一勺一勺地喂，边喂边说“多吃点，才有力气跟病魔做斗争”。

周明远笑着说：“我又不是去打擂台。”

王薇说：“你就是去打擂台。”

那种对话，旁人听着觉得是普通的夫妻拌嘴，但我知道，那里面藏着一个女人全部的力气。她不能在周明远面前哭，不能表现出崩溃，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所以她只能把所有的恐惧、愤怒和不甘心，全部拧成一股绳，然后在这根绳子上小心翼翼地行走。

周明远开始化疗的那天，我正好在医院。护士把药水挂上去的时候，他盯着那个输液袋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这个东西，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杀干净吗？”

没有人回答他。王薇低着头削苹果，指甲掐进果肉里，掐出了一个深深的月牙印。

化疗的副作用来得很猛。第二天，周明远就开始恶心、呕吐、掉头发。他以前是个很在意形象的人，头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可现在他躺在病床上，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在枕头上，脸色灰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干裂出血，整个人在短短几天之内老了十岁。

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靠在病床上，忽然跟我说：“兄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这些同学里面，我是第一个。”他伸出食指，在我面前晃了晃，“第一个得绝症的，第一个要死的。你说我算不算拿了第一名？”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我转过身去假装倒水，眼泪掉进了杯子里。

“你别胡说，”我端着水杯转回来，“你这才刚开始治，说不定就控制住了呢。现在的新药那么多——”

“你别安慰我了，”周明远打断了我的话，语气出奇地平静，“我自己上网查了。肺癌骨转移肝转移，五年生存率不到百分之五。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不到五个人能活过五年。我这辈子运气一向不好，高中考试蒙选择题都蒙不对，你觉得我会是那五个人里面的吗？”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周明远忽然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释然，不是认命，而是一种深深的、沉到骨子里的遗憾。“其实我不怕死，”他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我儿子。他还那么小，我刚教会他骑自行车，还说要带他去学游泳。你说，我要是不在了，以后谁教他？”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我想起周明远上学时候的样子，他是那种哪怕被批评了也能笑嘻嘻的人，好像天底下没有什么事能让他真正发愁。毕业以后他进了国企，朝九晚五，工资不算高，但胜在稳定。他抽烟、喝酒、熬夜打游戏，什么不健康他干什么，我们劝他少抽点烟，他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以为自己是在洒脱，却不知道命运真的会跟他较真。

三十五岁，肺癌晚期。这个年纪，放在以前算是早早夭折，放在现在，连中年都算不上。他的儿子才六岁，刚学会写“爸爸”两个字，歪歪扭扭的，像一只只小蝌蚪。他还没看到儿子上小学、上初中、考大学、结婚生子，他还没等到儿子叫他一声“爸，我今天考了一百分”。

这一切，都等不到了。

周明远确诊后的第三周，我在医院碰到他的主治医生，姓陈，四十多岁，看着很干练。我鼓起勇气问了他周明远的真实情况，陈医生把门关上，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一句很残忍但很诚实的话：“病灶扩散得太快了，化疗只能延缓，没办法根治。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时间不会太长，可能几个月，也许更短。”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桌面上的一张CT片子，没有看我。我知道他不是冷血，他是看过太多这样的病例了，他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他扛不住。

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我靠在走廊的墙上，仰起头，不让眼泪流下来。走廊里有推车经过的声音，有家属小声交谈的声音，有护士站电话铃响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汇成一种属于医院的、生活的、永不停歇的白噪音。而我的好朋友周明远，就在其中一间病房里，躺在一张窄窄的病床上，等着一个不属于生活的、不属于白噪音的结局。

我擦干眼泪，走进了病房。

周明远正举着手机，跟他儿子视频。电话那头，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喊：“爸爸，你今天吃药了吗？我给你画了一幅画，是一个超人，穿着咱们家的衣服。妈妈说你就是超人。”

周明远对着屏幕笑了，那种笑是真正的、发自心底的、没有一丝杂质的笑。他说：“爸爸是超人，超人不吃药也能好。”

挂了电话，他的笑容慢慢地、慢慢地收了回去。他看着天花板，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忽然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而是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像是要把这个世界最后一眼牢牢记住的光。

“兄弟，”他说，“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如果我走了，你帮我看着点我儿子。不用你管他什么，就是偶尔去看看他，替他爸给他撑撑腰。别让别的孩子欺负他，说他没爸。”

我转过身，这一次，眼泪彻底没忍住。

“你他妈自己看着他，”我背对着他说，“你少在这里交代后事。我不答应。”

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也不想啊。”

病房外面，夕阳正把天边烧成一片浓烈的橘红色。走廊尽头，那个窗户正对着西方，每天傍晚的阳光都会穿过那条走廊，把每一个进出病房的人都镀上一层金边。我不知道周明远还能看到几次这样的夕阳，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会替他多看一些。

把这个世界所有好的、亮的、温暖的东西，都替他看一遍。

然后把所有的故事，都讲给他的儿子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