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庇护十二世：在炸弹落下的瓦砾间，他张开双臂，诵唱《从深处呼求》

真正的牧者不需要天使的翅膀，他只需要站在他的羊群中间。

2026年5月4日下午17时，罗马密涅瓦圣母堂修道院的教宗厅将举行一场学术会议，题为 “欧金尼奥·帕切利——庇护十二世：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 。这一主题取自圣奥斯定《上帝之城》的二元架构——上帝之城（Civitas Dei）与世俗之城（Civitas terrena）并非地理上的对立，而是两种爱的秩序：前者以上主为归依，后者以自我为尺度。庇护十二世的一生，恰是在这两座城之间行走的牧者。

会议由庇护十二世教宗委员会——帕切利协会主办，宗座最高法院院长、首席执事枢机多米尼克·曼贝蒂主持。四位学者将从不同维度呈现帕切利教宗的多面遗产：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历史档案馆主任约翰·伊克斯将报告《欧金尼奥·帕切利与政教协定》；梵蒂冈媒体编辑部主任安德烈亚·托尔涅利将聚焦《枢机主教欧金尼奥·帕切利：圣座国务卿》；宗座基督教考古学院院长斯特凡·海德将讲述《庇护十二世与圣伯多禄墓穴地下发掘》；密涅瓦圣母堂修道院院长、多明我会士法布里齐奥·坎比神父则将分析《庇护十二世训导中的意大利及其主保圣人：圣加大利纳与圣方济各》。4月28日，梵蒂冈新闻网公布了以上消息。

2026年3月2日，教会迎来教宗庇护十二世（原名安日纳·玛利亚·若瑟·若望·派契利）诞辰150周年。他是1939至1958年间普世教会的第260任教宗，也是最后一位出生于罗马的教宗，更是20世纪首位被教会承认“英勇德性”的“可敬者”教宗。

19年的教宗任期里，他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冷战的到来，以及战后欧洲的重建。围绕他的历史评价，长期存在“黑色传奇”与“粉色传奇”的对峙：有人批评他在纳粹暴行前保持沉默，也有人称他为“无数犹太人的拯救者”。在诞辰150周年的今天，或许比争论更重要的，是回到他生命的起点——那个在罗马成长、自幼向往祭坛的少年，以及贯穿他一生的灵修底色。

1876年3月2日，派契利出生在罗马一栋靠近梵蒂冈的宅邸。他的家族与圣座渊源深厚：祖父曾任教宗额我略十六世的财政部长、庇护九世的内务部副大臣，并参与创办《罗马观察家报》；父亲则是罗马圣轮法院的律师。这样一个世代服务教会的家庭，为他日后的圣召埋下了种子。

据家族后人回忆，幼年派契利对信仰格外真挚，闲暇时常模仿举行弥撒。8岁起，奥拉托利会的天文学家拉伊斯神父成为他的灵修导师，在他心中种下斐理伯式灵修的种子。在当时风气世俗、反教权氛围浓厚的国立古典文科高中，年轻的派契利曾公开以圣奥斯定为人生楷模。这一举动在同窗中引来不解，却被后人视为他自幼便拥有坚定信仰与独立判断的明证——圣奥斯定同样是现任教宗良十四世多次提及的精神典范。

1899年4月2日复活节，派契利于拉特朗大殿晋铎。他的第二台弥撒，选在教会新堂的圣斐理伯·内利祭坛举行。这位被他称为“青年时代保护者”的圣人，从此伴随他一生。奥拉托利会的灵修精神——在喜乐中实践爱德，在平凡中追求圣德——深刻塑造了年轻司铎派契利。拉伊斯神父、卡斯泰利神父等人，都在他的司铎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901年，派契利进入教廷国务院，开启长达38年的外交生涯。1917年任驻巴伐利亚宗座大使，此后在德国生活12年，1920年成为首位驻全德国的宗座大使。这段经历让他成为教廷内部真正理解德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资深外交官。他先后与巴伐利亚、普鲁士达成政教协定。在魏玛共和国的动荡中，他亲眼目睹极端思潮的崛起。1919年慕尼黑起义中，他曾被革命者用枪抵住胸口，这段经历让他对极权主义保持终身警惕。1929年，派契利被召回罗马，擢升枢机；1930年出任教廷国务卿，成为庇护十一世最倚重的助手。

作为国务卿，他延续教廷与各国签订政教协定的路线。1933年，他代表圣座与纳粹德国签署《帝国政教协定》。这一协定在历史上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它为德国教会争取了生存空间，批评者则认为它客观上为希特勒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但派契利并非对纳粹视而不见。1935年起，他持续收到德国主教团关于教会被迫害、种族主义蔓延的报告。1937年，他深度参与起草庇护十一世的通谕《极深的焦虑》，这份以德语写成的通谕在德国各堂区公开宣读，直接批评纳粹意识形态，引发当局强烈反弹。

1939年3月2日，派契利在63岁生日当天当选教宗，取号庇护十二世，以示继承前任的路线。此时欧洲已濒临战争。当选数日之后，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剩余地区。大战爆发前一周，庇护十二世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一切都可以因和平而不失，一切都可能因战争而尽失。”他呼吁对话与止息仇恨，但未能阻止战争到来。

庇护十二世在二战中的立场，至今仍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批评者指出他未曾公开直接谴责纳粹的种族灭绝；支持者则强调，他以幕后外交、秘密指令与教会网络，拯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1942年圣诞广播中，他提到“无数无辜者因民族或种族被置于死地”，被学界视为对大屠杀的间接回应。在罗马被占领期间，他亲自下令修院、教会机构向犹太人敞开大门。仅罗马一地，就有超过4000名犹太人因此获救。以色列首任总理梅厄夫人在他去世后曾表示：“当我们民族遭受最可怕的苦难时，教宗的声音与受害者同在。”

庇护十二世的列品案报告人贡沛尔神父多次强调，教宗的“沉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仁慈善工的沉默”——他担心公开谴责会招致更残酷的报复，使更多人丧命。1942年荷兰主教团公开抗议后，纳粹立刻加大对犹太裔天主教徒的迫害，正是常被引用的例证。

战后，庇护十二世面对冷战格局与欧洲重建。1949年，他颁布法令，对自愿加入共产党的天主教徒处以绝罚，深刻影响了意大利与欧洲政治，被誉为教会的“磐石”。同时，他也是教会革新的推动者。透过多部通谕，他推动圣经研究、礼仪生活与神学反思，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奠定了重要基础。梵二文件中，对庇护十二世的引用仅次于圣经，足见其思想影响之深。

2020年，梵蒂冈开放庇护十二世时期档案，让历史面貌更加清晰。学者乔瓦尼·科科的研究指出，宗座确实展开大规模拯救行动，而在直接使用“灭绝”等强烈词汇描述暴行时，教廷文书确实存在策略性的审慎与克制。新档案让这段历史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在庇护十二世诞辰150周年之际，回望他漫长的一生，从罗马贵族少年到圣座国务卿，从战争中的“沉默者”到战后教会的“磐石”，人们试图为这位复杂的人物寻找一个定义。然而，或许“牧者天使”（Pastor Angelicus）——马拉基亚预言中赋予他的称号——恰恰提供了最恰当的视角：它不是对他完美无瑕的赞美，而是对他使命本质的揭示。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刻，他选择了成为牧人，而非审判官；选择了行动的沉默，而非喧嚣的谴责；选择了走进废墟为亡灵诵经，而非站在远处高声呼告。

1943年7月，当盟军的炸弹落在圣洛伦佐区，他走出梵蒂冈，在瓦砾间张开双臂，诵唱《从深处呼求》（De profundis）。

这个画面，远比任何通谕都更能诠释何为“牧者天使”。他不是云端之上、不染尘埃的幻象，而是甘愿“下降”至苦难深渊，与他的羊群一同呼吸、一同承受的牧者。当后世的历史学家仍在档案里争论他的“沉默”，那些被他下令敞开的修道院大门、那些藏在梵蒂冈墙下的犹太家庭、那些战后含泪致谢的幸存者，早已用生命记住了他。

来源：意欧视点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