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解读《辽史》：契丹文化与王朝制度的深刻关联

主持人语：

辽史研究的知识史转向笔谈

应该说，辽史研究的核心关切，往往会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即：一个兴起于草原的政权，究竟是如何理解并建构自身的秩序、文化与历史记忆？这些问题是怎样影响，或左右着辽朝的政治和文化走向的？而我们看到的是，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往往为所谓“汉化论”与“草原本位论”的“二元叙事”所左右，进而影响对该问题的深入思考。

针对上述这些，本专栏组织了四篇文章，或考制度生成之概念本源，或析文化工具之政治功能，或辨历史人物之形象建构，或溯学术史之知识源流，虽然问题的切入点各异，但都或多或少具有知识史的取向：即作为影响辽政治文化走向的“知识”是如何被塑造的？其本身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结构、文化交往语境与后世的书写传承中被生产、传播、转化与争夺的？可以说，这些作为辽史研究“知识史”转向的尝试，就是要透过“制度”“书写”与“知识”这三棱镜，从“知识”的视角，重思再审辽代社会变化的另一逻辑展开的线索，审视契丹自身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其与中华主体文化的互动，进而揭示辽文化在中华文明的谱系中占有的独特位置。

四篇文章中，杨军《重释〈辽史〉核心概念》一文，为我们厘清了制度生成的“概念基石”。文章精微地辨析“营”“族”“帐”等关键术语，揭示其从游牧社会组织（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向王朝根本制度（斡鲁朵、捺钵）演进的内在脉络。这一过程远非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契丹社会自身演进逻辑与中原政治文化深度互动下的“概念化”与“制度化”。它提醒我们，政治制度一定意义也是一种植根于特定社会经验的“知识架构”，其生成往往是伴随着“我者”对于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与对于“他者”知识的引入。

陈俊达、孙国军《辽代骰子戏的政治文化功能》则跃出典章文本，进入社会实践领域。文章通过比较宋辽骰子戏的功能差异，通过一个细小的文化事实的探讨，精彩地揭示了同一文化形式，如何在不同政治生态中承载了截然不同的知识传播与社会整合使命。在辽代，骰子戏成为跨越族群的、柔性传递官僚制度知识与政治逻辑的媒介。这表明，知识的流动与接受，往往依托于日常的、非正式的“接触地带”，并在其中获得重新的阐释与赋义。这一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生成，抑或也有启发意义。

耿涛、乔志衡《何以儒生？》一文，将焦点从制度实践转向历史书写本身，尖锐地指出该史实知识的“建构性”。通过比对《辽史·义宗倍传》与《契丹国志·东丹王传》对耶律倍截然相反的描绘，文章揭示历史人物的“形象”绝非透明的史实再现，而是不同书写立场（辽朝帝系正统化与中原华夷叙事）与权力话语角逐的产物。这就促使我们反思权力对知识影响，反思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辽代知识”，有多大程度可能是经过了层层筛选与塑造流传下来的“叙事建构”，进而确立史料解读应有的批判立场。

武文君《知识源流与史学实践：清儒的辽史研究》则将我们带离辽代现场，进入后世对于作为已成为“知识”的辽代历史的接受、整理与再生产的漫长历程。一方面清代学者在朴学精神、经世关怀与官方正统观的多重语境下，通过拓展史料边界、革新考据方法，系统性地重建了关于辽代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本身，也是“知识”如何被后代学者在特定学术范式下重新挖掘、诠释与定型的典范。另一方面，文章亦揭示了清代统治者从其政治立场和心境出发，对同是北方民族统治的辽朝历史作出的选择性解读和建构性的修订。而这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语境，也成为深深钤印在清朝学人辽史知识的权力印记。

综上所述，四篇文章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思辨链条：从内部核心概念的生成与制度化（知识的体系化），到跨文化语境中知识的流动与转化（知识的实践），再到历史形象的书写政治（知识的权力建构），最终抵达对知识接受史本身的反思性考察（知识的历史性）。这些问题的讨论表明，若要真正理解辽朝，除了一般政治、军事事件外，还要探讨在辽那个多文化接触、交融时代的知识生产；以及这些这些知识生产的权力因素、社会文化生态因素等，对于辽朝政治文化走向及其历史走向的关联。

这种“知识史”路径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能够统摄制度、文化、书写与学术史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它要求我们在探讨政治结构时，关注其背后的概念与认知基础；在分析文化互动时，体察其作为知识媒介的微观机制；在引用历史记载时，警惕其生成的叙事逻辑与权力背景；在承袭学术结论时，追溯其形成的具体语境与范式。本专栏以“知识史研究”为名，正是希望倡导这样一种反思性视野，即不再将辽史视为静态的、异质的“他者”，而是将其动态的、充满协商与创造的知识生产进程，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往交融的宏大脉络中予以审视。这或许是从根本上超越汉化/本位二元叙事，更深层地抵达辽代历史复杂性的有益尝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向燕南

原文载《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重释《辽史》核心概念：

契丹“营”“族”“帐”与王朝制度的生成语境

文 / 杨 军

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杨军（1967—），男，辽宁朝阳人，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史学集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

摘 要：《辽史》中“族”“房”“帐”及其复合词“族帐”“帐族”“房族”，在指涉契丹宗族组织时内涵一致，可互换使用，体现了其父系继嗣群的社会结构。“营”是理解契丹社会演进的关键枢纽，它最初指游牧营地，因迁徙常以宗族为单位进行，逐渐衍生出指代宗族组织本身的含义，并与“帐”“族”等概念相通。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营”（即石烈），兼具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双重属性，标志着契丹前国家社会已具备地缘政治特征。“横帐”的核心内涵即“皇族”，其具体范围虽可伸缩，但始终指向皇室宗族。辽朝根本性的斡鲁朵（宫卫）与捺钵（行营）制度，皆渊源于并制度化了契丹传统的“营”的体制。此套概念与制度的生成，并非契丹社会孤立的内生演化，而是其自身发展逻辑与中原王朝长期深度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辽史》；营；族；帐；社会组织

《辽史》作为记录契丹辽朝历史的核心文献，其编纂深受中原汉文史学传统影响，同时亦包含大量契丹自身制度与习俗的独特表述。书中频繁出现的“族”“房”“帐”“营”等概念，是理解契丹社会结构、皇族体系乃至国家制度的关键。然而，这些术语内涵交错，用法灵活，常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以往研究或侧重于对单一制度（如斡鲁朵、捺钵）的考释，或集中于对特定群体（如横帐、二院皇族）的辨析，缺乏将这些核心概念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系统关联与历史溯源的尝试。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营”这一概念为中心，重新审视《辽史》中这一系列术语。之所以选择“营”，是因为它在语义上勾连了“帐”“族”等血缘性概念与“石烈”“地域”等地域性概念，在制度上则与辽朝特色的斡鲁朵、捺钵乃至部族制度存在深层渊源。更为重要的是，“营”所代表的组织形态的演变，为我们观察契丹社会如何在其内在发展逻辑与中原王朝外部形塑的双重作用下，从前国家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政权演进，提供了绝佳的视角。

一、“族”“房”“帐”及其复合词的内涵辨析

《辽史》中对契丹皇族及其支系的记载，为我们理解相关概念提供了基础。卷四十五《百官志》“北面皇族帐官”条，详述了皇族的构成：

肃祖长子洽昚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剌、季子洽礼及懿祖仲子帖剌、季子褭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谓之二院皇族。玄祖伯子麻鲁无后，次子岩木之后曰孟父房，叔子释鲁曰仲父房，季子为德祖，德祖之元子是为太祖天皇帝，谓之横帐；次曰剌葛，曰迭剌，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苏，皆曰季父房。此一帐三房，谓之四帐皇族。

这段史料清晰显示，“洽昚之族”“葛剌之族”等被称为“五房”，共同构成“二院皇族”；而“横帐”与“孟父房”“仲父房”“季父房”并称“四帐皇族”。显然，在这里“族”“房”“帐”三者是并行不悖、可以互换的概念，均指代以共同父系祖先为核心的宗族支系。

这种互换性在其它记载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同卷《百官志》中，管理“三父房”的机构被称为“孟父族帐常衮司”“仲父族帐常衮司”“季父族帐常衮司”。 此处“族”与“帐”连称为“族帐”，其义与单称“房”无异。顺序亦可颠倒，《辽史》卷十六《圣宗纪》载：“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 使用了“帐族”一词。此外，“房”与“族”亦可连用，卷三十三《营卫志》提及“横帐三父房族”。 由此可见，在《辽史》的叙事语境中，“族”“房”“帐”以及它们的复合词“族帐”“帐族”“房族”，都是指向契丹人父系继嗣群（宗族组织）的同义词。契丹小字中，常用同一词汇 来对译汉语的“族系”“家族”“房”乃至“家”，亦从语言文字层面证实了这种概念上的互通性。

这种用语习惯，根植于契丹游牧生活与组织方式。迁徙与驻扎常以宗族为单位进行，宗族首领的帐幕（宫帐）不仅是一个居住单元，更是该组织权力与认同的中心标志。因此，用以指代居住单元的“帐”，自然引申为指代居住于此单元的人群组织——“族”或“房”。中原史家运用这些词汇时，既借鉴了汉语中“族”“房”的亲属组织含义，也捕捉并固化了契丹社会将帐幕、家族、行政单位相结合的特质。这种概念上的交融，本身就体现了两种文化传统的互动。

二、“营”的双重属性、内部结构及其与“家”“族”的关系

在厘清“族、房、帐”系列概念后，需进一步探讨“营”的含义及其与上述概念的关系。《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追溯辽之先世时称：“毡车为营，硬寨为宫”。 此处“营”与“宫”对举，显然指迁徙中的营地、营盘，是中原史家描述游牧民族移动住所的常用词，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单于朝出营”之“营”。 然而，“营”在《辽史》中的意涵远不止于此。

《辽史》卷七十三《耶律曷鲁传》提到“遥辇九营”， 而同书卷四十五《百官志》则称“遥辇九帐”。 这直接证明了“营”与“帐”在指代某种组织单位时是可互换的同义词。既然“帐”等同于“族”“房”，那么“营”也就与这一系列指代宗族组织的概念相通了。其内在逻辑在于，契丹人的迁徙和驻牧常以宗族为单位进行，一个宗族占据一处营地，久而久之，“营”既指那块地盘，也指占据地盘的那个宗族。这种语义的扩展，与契丹人以“家”“族”为单位占有和使用牧场的现实密切相关。

“营”作为社会组织单位，在《辽史·营卫志》关于阻午可汗重组契丹八部的记载中体现得尤为具体。迭剌、乙室两部先为一部，“共有六营”；突吕不、突举两部先为一部，“共有三营”；乌隗、涅剌“同营”；品、楮特则“以其营为部”。 这里的“营”，即是八部之下的基层单位“石烈”。它清晰地展现出“营”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一个能够独立迁徙、设营的社会单元，代表一定的地域范围或资源控制区；另一方面，控制这个单元的是一个强大的父系宗族。因此，“营”是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结合体。

要深入理解“营”的内部结构，需引入对契丹人“家”与“族”观念的理解。 在契丹建国前，契丹人所谓“家”，通常指同一祖父的所有男性后裔；而“族”，则指同一高祖的所有男性后裔。个体家庭是基础，“家”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族”又由若干“家”组成。随着世代更迭，“家”会不断裂变并演变为新的“族”。与这种血缘层级相对应的是地域的划分。“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 各“族”有相对固定的游牧地域（“分地”）。而“营”（石烈）正是指游牧于某地域、有共同始祖的诸“族”所构成的地缘与血缘结合体。其下的“弥里”（亦译抹里），则大致对应于“族”或“家”这一层级及其所占有的更小范围牧场。因此，《辽史》卷一《太祖纪》称阿保机为“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 其中“石烈”（营）和“弥里”不仅标示了地理归属，更揭示了他所属的血缘组织层级——耶律弥里指其所属的“族”或“家”，霞濑益石烈则是包含若干此类“族”的更大社会地域单位。这表明，早在阿保机建国之前，契丹的基层社会组织“石烈/营”已非纯粹的氏族血缘组织，而是带有强烈地域管辖色彩的地缘性单位，契丹社会已迈入国家演进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按“族”划分的游牧地域并非绝对排他。随着“族”的裂变和人口的流动，不同部、不同“族”的游牧地往往呈交错杂处的状态。例如，突吕不部的耶律台押家族曾与迭剌部玄祖一家为邻，并在危难时提供庇护。这种“诸族属杂处” 的局面，既是契丹社会地缘联系加强的表现，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复杂性和权力斗争的隐患。

关于“横帐”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结合上述对“营”与“族”关系的分析，或可得更切近的解释。《辽史·百官志》有“谓御营为横帐”之句。 “御营”即皇帝所属之“营”，对应“横帐”。既然“营”可指“族”，那么“横帐”直解即为“皇族”。“横”字很可能对应“御”，有尊贵、特殊之意。从历史演变看，“横帐”一词的内涵经历了动态变化。按契丹旧俗，可能指肃祖或玄祖之“族”。而阿保机建国后，为确立其直系后裔的专属皇权，将“横帐”范围收窄，特指太祖阿保机直系后裔（御帐），同时将伯父、叔父的后裔分别定为孟父房、仲父房，诸弟后裔定为季父房，共同构成“四帐皇族”，但皇位继承权被严格限定在“横帐”之内。这一变革，正是阿保机“变家为国”，改造传统部族继承制度（世选制）以确立世袭皇权的关键一步。因此，“横帐”范围的可变性（有时亦可涵盖三父房甚至二院皇族），恰恰反衬出其核心意义始终在于标识“皇族”这一特殊政治身份。

三、从“营”“家”到斡鲁朵与捺钵

《辽史·营卫志》开篇明义：“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 这三大制度构成了辽朝国家运作的支柱。而该志以“营卫”为名，暗示三者均与契丹传统的“营”及“家”“族”组织密切相关。

首先看“捺钵”。《营卫志》称“出有行营，谓之捺钵”。“捺钵”是契丹语的音译，汉语意译即为“行营”。这直接表明，皇帝四季迁徙的捺钵制度，其原型就是契丹游牧时期以“营”为单位的移动生活方式。皇帝的“行营”不过是规模最庞大、制度最完善的“营”，继承了随季节迁徙、合族而处的传统。

其次看“斡鲁朵”。该志记载，契丹语的“斡鲁朵”，汉语皆称“宫”。如前所述，“宫”在“毡车为营，硬寨为宫”的语境中，是与“营”对等的定居化、高级化表述。因此，“宫”（斡鲁朵）与“营”在概念上同源。卷四十六《百官志》“太祖以行营为宫”的记载， 更直接点明了二者的承继关系。这不仅是名称的借用，更是组织原理的升华。耶律阿保机将其原有的、作为迭剌部夷离堇时的“行营”（即其核心权力机构及所属的亲信部众），改造、扩充并制度化，形成了皇帝私有的、永久性的宫卫机构——斡鲁朵。每个斡鲁朵都“分州县，析部族”， 占有固定的属地和属民（包括契丹人和俘获的其他民族人口），且世袭隶属某位皇帝及其后裔。从组织结构看，斡鲁朵内部设有石烈、抹里（弥里）等等级，管理其契丹属民，这正是对契丹传统部族“部—石烈—弥里”结构的模仿和沿用。因此，斡鲁朵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扩大化、永久化了的“超级营”或“超级家”——一个以皇帝父系家族为核心、占有广阔特定地域和大量人口的庞大政治经济军事集团。阿保机创建的第一个斡鲁朵“算斡鲁朵”（弘义宫），其基础正是他即位前建立的“腹心部”。腹心部由从各部选拔的豪健二千余人组成，由皇族、后族亲信统领，此即“行营”的武装核心。建国后，这套扈从与防卫体制扩展为斡鲁朵制度。由此可见，斡鲁朵制度巧妙地利用了契丹“家”“族”可吸收附属人口、并与其占有地域相结合的传统智慧，将其提升为巩固皇权、直接掌控人力物力的国家支柱。正因如此，“斡鲁朵”也常被称为“宫帐”。

最后看部族制度。辽朝对契丹及各属部的部族编制，始终以“石烈”为重要的下级单位。无论是太祖时期整合成立的“太祖二十部”，还是后世调整的部族，其内部多划分为若干石烈。部族本身，亦可视为由若干“营”（即强宗及其控制的地域和人口）组合、重组而成。辽朝对诸部的改编、统领，本质上是对这些传统“营”的整合与再编制，使其成为国家边疆防御和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辽朝北面官系统中最具特色的斡鲁朵与捺钵制度，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深深植根于契丹游牧社会传统的“营”的体制及其背后的“家-族”组织原理。耶律阿保机及其继承者的建国过程，正是基于对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巧妙利用、改造和制度化，将其提升为国家统治的支柱，从而构建起“因俗而治”的辽朝北面官体系。

结 语

通过对《辽史》中“营”及相关概念的系统梳理，并将其置于契丹社会自身演进与中原王朝外部形塑的双重历史脉络中考察，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族”“房”“帐”及其复合词是一组内涵高度一致、可灵活互换的同义词，它们共同构成了指涉契丹父系继嗣群的核心术语群，反映了其社会组织的血缘基础。

第二，“营”是一个枢纽性概念。它本义指游牧营地，因契丹人以宗族为单位设营迁徙，故衍生出指代该宗族组织的含义，并与“帐”“族”相通。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营”（即石烈），是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结合体，其地缘属性的不断强化，标志着契丹前国家社会已向成熟国家形态演进。

第三，对契丹社会“家”“族”“石烈”“弥里”等层级的分析表明，其社会组织已具备复杂的地缘血缘交织结构。耶律阿保机“变家为国”的过程，正是通过中止皇族无限裂变、区分横帐与诸房、建立直属的“腹心部”（后发展为斡鲁朵）等一系列改革，对这套传统结构进行战略性改造，从而确立世袭皇权与国家制度。

第四，辽朝根本性的斡鲁朵（宫卫）与捺钵（行营）制度，皆渊源于并制度化了契丹传统的“营”的体制及“家-族”组织原理。斡鲁朵是扩大化、永久化的皇室专属之“家”与“营”，捺钵是移动中的国家“行营”中枢。

第五，这套概念与制度的生成，须置于契丹与中原王朝长期互动的背景下理解。自北朝至隋唐，中原王朝通过朝贡、册封、羁縻统治及历史书写，持续塑造着契丹的部落结构、权力形态与文化认同。唐代设立松漠都督府，将中原行政模式植入契丹，其羁縻体制不仅重组了部落，也为辽朝北南面官制奠定雏形。唐人对契丹族源的建构，亦被契丹精英吸纳，成为其认同的一部分。 因此，《辽史》中的概念与制度，实为契丹传统与中原政治文化融合的产物，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深刻互动。

总之，以“营”为核心的概念与制度，是理解辽朝政治结构的关键。它们既源于契丹游牧社会的组织逻辑，亦是在中原制度文明影响下系统整合的结果，生动反映了边疆族群融入中华一体格局的历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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