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光：道为本，术为用——法律服务创新发展之我见

律新社编者按

“十五五”开局之年，法律服务与产业升级深度耦合，行业共识在AI加持下加速崛起，专业能力的分水岭从知识储备转向行业通识与判断，律师的立身之本究竟是什么？流量、新媒体、AI工具……这些“术”的层面固然重要，但支撑一个律师走得更远、站得更稳的，永远是“道”的坚守。

2026年4月24日下午，在“律新社2026法律服务创新发展论坛暨标杆案例颁奖典礼”上，江苏联盛（上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国光以《道为本，术为用——法律服务创新发展之我见》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结合自己从公安、法制办到科技公司法务，再到律师的多元职业经历提出：法律服务的根本在于专业化，而专业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不顺手、不舒服”的地方。学会如何思考，比获得结论更加重要；以道御术，方能在时代变局中站稳脚跟。李国光的分享内容整理如下：

PART.01

破题：超级个体时代已来，但法律服务的根本不会变

本次获奖案例并非出自我熟悉的刑法、行政法领域，而是一则发生在东北的股权争议领域的再审改判案件，是一次跨领域、跨区域的专业实践。

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推动下，“超级个体”的崛起一定会成为法律服务的重要趋势，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

AI可以降低认知成本，却无法替代专业判断。过去，进入一个陌生领域往往需要数年的沉淀与试错；如今，借助AI技术，律师可以更高效地梳理法规、检索案例、对比观点、推演路径。许多过去需要一个团队、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基础性工作，现在一个人甚至不需要一天时间即可搭建起基本框架。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AI能够帮助律师看得更多、想得更快，但最终决定一名律师能站多稳、走多远的，仍然是专业本身。

未来的行业格局也由此产生分化。平台型、规模化的大型律所仍将存在，但与此同时，具备独立判断、独立交付、独立塑造专业品牌能力的“超级个体”也将越来越多。这正应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法律服务的本质始终不变，它本质上是一种最佳的实践服务，是专业服务与知识服务。在新媒体与新技术的加持下，专业化的内涵不断拓宽，但专业底色始终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

当下还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部分年轻律师在压力之下，对专业的打磨出现急功近利的倾向；社会上也有一些机构专门教授律师如何做自媒体、如何投流、如何谈判报价。对此，我并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事实上，律师重视品牌建设与市场能力，本身就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不能本末倒置。新媒体可以让律师“被看见”，但“被信任”更加重要，而后者最终依靠的是专业能力。

PART.02

根本：学会如何思考，比获得结论更加重要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言：阅读经典，最重要的不是看大师说了什么，而是看大师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学会如何思考，正是专业能力的真正核心所在。

人工智能时代，答案会越来越便宜，而提问会越来越贵。过去，许多专业壁垒建立在地理信息差和知识信息差之上；而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一个人知道多少，而是他能做出怎样的判断，识别哪个才是真问题，哪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我想分享一个自己感触很深的故事——张良拾履。这个故事1.0版本的解读是“尊老敬贤”“隐忍谦让”；但如果我们试着用“学会如何思考”的方法去代入，便能收获不同的解读。

从张良的视角看，他并非出于谦让或隐忍才为老人拾鞋。张良乃韩国贵族，家族曾辅佐五代韩王，此前甚至谋划过刺杀秦始皇。这样一个身处逃亡之中的人，之所以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拾鞋并跪穿，根本原因在于他具备“识人”的能力，他一眼看出这位老人非同寻常，因此愿意试错。同时，他还有一个底层思维：要么不做，做了就要把事情做到极致。这类似于商业逻辑中的“交付惊艳感”。

从老人的视角看，黄石公的目的是寻找传人。他要找的不仅仅是聪明或有才华的人，而是有能力、会变通、且有格局的人。正因如此，才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看他能否经得起被叫来又叫退的考验，能否在挫折中调整策略并坚持到底。

回到再审案件本身，一审、二审之所以败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一份生效判决，构成了巨大的思维障碍。我们将判决书拆解为“查明”“认为”和“判定”三个层次：“查明”解决事实证据问题，“判定”是最终结果，而“认为”部分能否作为定案依据，本身值得商榷。我们以此为突破口，最终扫除了障碍。这一过程充分说明，学会如何思考，比获得结论更加重要，这正是专业能力的深层内核。

PART.03

路径：真正的专业突破，发生在“不顺手、不舒服”的地方

《道德经》有言：“反者道之动。”用通俗的话来理解，专业能力的真正提升，往往不是在熟稔的舒适区里发生的，而是在那些反常规、不顺手、不舒服的地方完成的。

我这一路走来，对自己“反者道之动”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四个案子：

第一个案例是南京张某某醉驾案。该案办理时，我国尚未在立法上明确设立危险驾驶罪，所有既有判例均将其认定为交通肇事。然而，面对极其惨烈的损害后果，我们在案件论证过程中引入了德国刑法中的“社会相当性”学说，成功地在没有明确法定罪名的情况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该案的处理逻辑后来对相关司法解释产生了影响。

第二个案例是“淘宝卖小鳄鱼案”。该案的“反常”之处在于国家林业总局曾出台关于商业化利用的规定，明确对虽属保护目录但可以进行商业化利用的动物予以许可，而小鳄鱼明显属于这一范畴。抓住这一关键点后，我们成功争取到了缓刑结果。一年后，司法机关内部达成共识，不再追究此类案件的刑事责任。

第三个案例是海淘安眠药被控走私毒品案。当事人从境外购买安眠药，被以走私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发现，将精神麻醉类管制药品作为毒品进行规制，隐含一个前提，即必须排除正常的药品代购行为。如果将普通药品代购直接等同于走私毒品，实属罪名的过度扩张。最终，法官主动与地方政法委沟通，建议变更罪名。尽管检察院因案件数量较大不便变更罪名，但在量刑上实现了“实报实销”的效果。

第四个案例是石油变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该罪名本身派生自诈骗罪，其构成要件要求具备骗取税款的故意和实际后果。脱离骗税故意与骗税结果去认定虚开，必然导致空洞化。以此为突破口，我们展开了有效辩护。

上述四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专业突破，往往发生在不顺手、不舒服的地方。它要求律师在法条、案例、政策与现实之间反复校验、推演与论证。案例研读，始终是专业提升的必经之路。

PART.04

方法：术为道所用——商业判断、新媒体、AI与管理

在法律服务实践中，方法层面的探索同样重要，需要明确的是，“术”固然重要，而“术”的价值在于为“道”服务。

一是商业判断力。我为当事人垫付几万元的上诉费用，这不是冲动，也不是表演，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业判断：该案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突破口？客户是否值得长期陪伴？一旦成功，该案是否可能成为标杆性案例？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需要强调的是，商业判断不等于过度商业化。法律服务不同于普通商品，它更接近于医疗服务，可以谈成本、效率、品牌与组织方式，但最终不能只剩下成交与转化。

二是新媒体。我支持做自媒体，但明确反对表演性的视频。律师不是演员，法律服务不是流量服务。一个律师的自媒体账号，本质上是一个信任账户，发布的内容让当事人感到专业可靠，便是正资产；引发不信任，便是负资产。流量不等于信任，曝光不等于委托，热度不等于专业。

三是人工智能。将AI视为助手，它可以成为正义的工具；将AI视为全部，则必然伴随风险。AI可以帮助律师更快地搭建框架、查找案例、进行推演，但最终的关键判断、决策与交付，必须由人的专业判断来完成。

四是管理。超级个体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包打天下。超级个体同样需要管理，只是管理的外延更加宽广，不仅包括对内的团队管理，也包括对外的合作管理。但这些都属于“术”的层面。术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术本身，而在于它能否有效放大“道”，即专业能力、判断力与客户的信任。

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总结：

法律服务创新发展的根本逻辑，从来没有变过，它始终是实践、经验与判断的服务。无论技术怎么变、平台怎么变、竞争格局怎么变，专业永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以道为本，以术为用，以道御术，方能在时代的变局中站稳脚跟，做一名值得被信任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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