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不确定的“不确定性”

作者：Kevin Kelly 2026 年 4 月 28 日

即便是发明 AI 的专家，也无从知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通用人工智能（AGI）真的有可能实现吗？算力规模（Scaling）还能持续增长吗？打造 AI 必须依靠巨型算力中心，还是只需像人类大脑那样，仅用区区 25 瓦的功耗就能达成？当 AI 变得愈发聪慧，人类该何去何从？未来的经济、战争与公民社会，又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猜测。机器的创造者们，与旁观者、评论家、科学家以及我们之中最睿智的人一样，想法各异，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当下有一种普遍氛围：未来三年内，我们或许就能看清局势。对一些人而言，变革的速度预示着，若事态按现有节奏发展，最迟到 2029 年，一个“AI 优先”的世界轮廓终将清晰浮现。到那时，我们会解开算力规模化的谜题，见证它对就业的影响，感受到它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或者，发现它根本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这是一种合理且不算离谱的设想。但我想提出另一种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可能：AI 会在核心层面持续带给我们意外。随着 AI 的快速演变，这些关键问题在三年内不会有答案。到 2029 年，我们依然无法确定 AGI 是否可行，无法判断就业是否会被颠覆，也依然说不清如此巨额的投入是否值得。我并非指 AI 会停滞不前。我的意思是，AI 会继续进步，但新出现的成果并不会解答旧有疑问，反而会拓大我们的认知盲区——因为这些“新事物”，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登场的。我们不得不改变对就业的认知（及其衡量标准），修正对经济的理解（及其评估体系），甚至重新定义“AI 究竟是什么”。

换句话说，我们将经历一段漫长而持续的不确定期。不是短短几年，而是十年甚至更久。AI 越是进步，非但不能消解我们的困惑，反而会将其放大。因此，未来 10 到 15 年里，我们将深陷永恒、持续且剧烈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比起坏消息，人们更厌恶前途未卜的迷茫。

情况还在进一步深化。AI 只是这场宏大不确定性的其中一环。未来十年，全球格局将发生深刻变迁，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形成，没人能预判这一过程的最终走向。围绕这一格局变迁的不确定性几乎无边无际，其难以预料的后果，将波及全球每一个人。后续发展的未知感，更会沉重地笼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全球关系与国家身份定位的新不确定性，叠加 AI 带来的个人价值与身份认同困惑，将整体的不确定水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谜题，绝不可能在三年内解开，注定会成为一段长期存续的不确定性。

情况仍在持续深化。在经历了首轮真正的全球化浪潮后，随着各国努力适应全球移民与现代文化的无国界传播，如今的世界已陷入混乱与两极分化的漩涡。这种混乱局面，部分是由社交媒体等新技术助长的——它们取代了传统媒体的“规范引导”，如今的新闻舆论愈发动荡、难以掌控，进一步抬高了本已居高不下的不确定感。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公民社会正步入一片未知领地，陷入一种近乎永久性的“临时状态”。

此外，AI 甚至迫使最温和理性的人，也开始质疑自己所见、所闻、所读的真实性。那是真实存在的，还是 AI 生成的？被人为操纵了多少？我们该信任谁来揭示真相？如何才能达成共识，认定某件事是真实的？传统的信任机制已被 AI 打破，这片全新的技术领域，正催生着巨大的认知不确定性。随着 AI 模仿现实的能力愈发精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持续加剧，而非仅仅局限于三年。如今，不确定性的“仪表盘”早已深陷红区。

最后，AI 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人类身份的迷茫、以及我们所见景象的虚实难辨，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甚至不确定自己的怀疑本身是否成立。这份不确定性如此深重、持久且难以捉摸，以至于我们将长期无法判定“自己是否正处于不确定之中”。我们甚至无法就“已知”与“未知”的界限达成共识。借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理论模型，我们如今面临的，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Uncertain Uncertainties）。这种状态，至少会主导未来十年甚至更久。

我们最终将陷入一种“多重未知”（poly-X）的困局：多因素交织的未知、不确定性的层层传导，以及在这个模糊时代里，全社会对未来普遍的信心缺失。

鉴于这个时代本质上的不可预判性，若我们身处其中，会有哪些典型征兆？它们或许会是这样：

五年内，

1. 顶尖 AI 研究人员在“AGI 是否已经降临”这一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公开分歧；

2. 权威经济学家无法判定社会生产力究竟是提升还是下降；

3. 公众对媒体平台与既有权威机构的信任度持续走低；

4. 大国之间始终无法明确界定彼此的关系定位；

5. 就业率出现方向模糊的剧烈波动；

6. 焦虑症的发病率达到医学意义上的新高；

7. 重大司法裁决留下的疑问，与给出的答案一样多；

8. 婚姻、职业等个人重要契约，被推迟到更晚的人生阶段；

9. 投资与资本配置的决策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10. 虚无主义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有所抬头。

在推演一种未来设想时，有一个关键问题值得思考：什么能阻止它成为现实？或许没有单一力量能终结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但可能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如果 AGI 在三年内毫无争议地落地，如果各大平台找到在媒体中植入可靠性与信任的方法，那么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性或许会就此终结。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若我们发现自己已身处这种设想之中，该如何应对？面对这种多层次、持久的不确定性，最有效的应对方式，不是强求遥不可及的稳定，而是培养极致的适应力（Radical Adaptability）与极致的选择权（Radical Optionality）。

放弃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做出可靠预测的幻想。相反，我们应构建多种未来可能性的设想，并努力在每种设想中最大化自身的选择空间。目标应被视为“可抛弃的假设”，随时准备被更贴合现实的理念所取代。在你所有的预期中，或许有十九个都会错得离谱，但至少有一个能让你稳步前行。做决策时，不必纠结于“对错”，而应关注它是否能为未来预留更多可能性。

在我们这个“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时代，“笃定”才是最致命的陷阱。这个时代里，因过度自信而导致的溃败，会远多于因审慎质疑而产生的挫折。关键在于，不要固守单一选项，要学会从容接纳多种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并存。（为了避免被当下的潮流与一时的奇思妙想裹挟，这种极致的适应力，必须锚定在一套坚定不移的核心美德之上——无论是朴素的诚实，还是圆融的慷慨。）在漫长的不确定性中立足的策略，必然是持续、敏捷的自我校准与调整。

简而言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你必须学会灵活调整自己的认知与判断。

我们在这种设想中面临的挑战，并非一时的迷雾，而是人类“认知本质”的根本性转变。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核心领域，都充斥着普遍且可感知的模糊性，这不断缩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真相与确定性”根基。当未知远远压倒已知，当所有边界都在不断重构，我们便不再信任任何既定的“地图”。周遭的不完整与矛盾，会渗透进我们的骨髓，让我们自身也感到迷茫、分裂与不完整。而全方位的怀疑主义，正是这种状态下最自然的反应。

我并非在预言这个未来一定会到来，也真心希望它不会成真。但这种可能性真实存在，而且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在经历这种设想的部分场景。如果时代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应当仔细审视它，并为它赋予一个名字：模糊时代（The Age of Ambiguity）。

本文编译自substack，原文作者Kevin Kelly.

https://kevinkelly.substack.com/p/our-uncertain-uncertain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