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追踪丨高市要当“军火贩子”，“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政府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这一决定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与此同时，日本政客频繁参拜靖国神社、持续加码扩大军费预算、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等一系列危险动作，让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野心昭然若揭。

高市早苗：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是必要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调整，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取消类别禁区，废除此前“仅限于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五类非战斗用途防卫装备”的规定，原则上开放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出口；二是突破对象限制，为“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设置例外条款，从而打开战时军售大门；三是弱化国会监督，将武器出口审批由“需国会事前批准”改为“事后报告”，决策权集中于以首相为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对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1日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这一变化在“日益严峻的安全情势下”是必要的。

那么，日本未来可能向其他国家推销哪些武器装备？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分析称，日本作为岛国，特别重视海上封锁作战。此前，日本研发了12式地对舰导弹，随后又在此基础上研发出25式地对舰导弹，这种武器装备的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可对标美式装备。在受到美国武器交易限制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能更多转向日本采购。预计下一步，日本很可能向东南亚国家或北约国家出口这款武器。

此外，日本近日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军新型舰艇，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而除了护卫舰，日本此前还积极推销“苍龙”级潜艇，但是，日本潜艇的造价非常高，一般国家可能难以承受。

“最上”级护卫舰。（图片来源：日本海上自卫队官网）

军火产业链为军国主义复活搭建物质基础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的制约下，陆续制定了“专守防卫”“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系列防卫政策，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以“避免助长国际冲突等”为由，对“武器出口三原则”作出增补，实际上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以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新“三原则”允许日本在所谓“有助于促进和平贡献和国际合作”“有助于日本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但仅限于非战斗用途的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种类型，并禁止向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装备。但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仍不满足，于是有了高市政府的此次修改。

对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一事，国际社会予以了高度关注。4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进一步背离战后和平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政府的决定“是二战后摆脱和平主义政策的最新一步”。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发表文章称，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规定打破了二战后和平主义路线。

而在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修改和平宪法的一系列危险举措，日本民众的反对情绪高涨。据报道，从3月25日以来，一个月时间前后举行了六次反战游行，反对一系列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线下总参与人数近十万人，声势浩大。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表示：“日本在战后的定位一直是‘和平主义’国家，然而这一点如今可能正从国家层面被推翻，或者说已经被推翻了。此次废除‘五类限制’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重要一步，这将会发展成为‘实质性修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思纯指出，武器出口管制的层层松绑，正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与扩张提供实质性支撑。首先，军火贸易的巨额利润将摊薄高昂的武器研发成本，破解日本军工产业长期存在的产能不足、造价偏高的困境，逐步搭建起技术研发、批量生产、全球外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闭环，重构支撑其军国主义野心的物质基础。

其次，保留完整且庞大的军工产能，使日本能够快速实现先进武器装备的迭代更新，并通过军工复合体建设完善动员能力，重塑对外军事行动能力。

再次，以武器装备输出为重要抓手拓展地缘布局，借军工产业对外渗透拉拢亚太国家，日本刻意构筑其预设的阵营对抗格局，给地区安全带来潜在隐患。【陆华宇 黄书婉（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