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右翼掌控美国，Palantir成特朗普战时大脑

导语：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硅谷科技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美国政治中枢。马斯克为特朗普阵营投入巨额政治资金，大卫·萨克斯一度以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身份深度参与相关政策制定，Palantir等公司则在军方、情报和政府系统中持续扩张。

在这股浪潮中，彼得·蒂尔或许是值得观察的关键人物。相比马斯克的高调出场，蒂尔更像是隐藏在硅谷政治转向背后的深层推手：他既是科技资本的代表，也是右翼政治网络的重要资助者；既塑造了一代硅谷创业者，也长期介入美国保守派政治议程。

美国最近很“闹腾”。

美伊局势已僵持许久，特朗普朝令夕改，推特治国虽没有丝毫可信度，却依然占据着大量公共注意力。

如果只看新闻标题，你会以为美国政治仍然是特朗普的独角戏。

今天是关税，明天是移民，后天是中东；今天放狠话，明天又谈交易；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开还是关，至今仍是个谜。一切都似乎围着特朗普一个人转。

可这两年，很多人慢慢品出一个更值得咂摸的细节：特朗普当然还是最显眼的那张脸，但在他身后“垂帘听政”的，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一群在暗中掌控局势的硅谷科技大佬：彼得·蒂尔、亚历山大·卡普、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基思·拉博伊斯……

这张铺天盖地的人脉网络，以“PayPal黑帮”为首，成了特朗普的隐形操盘手和实际控制人。

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国对伊朗发动“史诗愤怒”行动。几周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的消息，震动世界。这次行动在现在看来，更像是美国的一次“警告”和威慑，时刻提醒着伊朗，谁拥有绝对的科技实力，战事主动权掌握在哪方。

根据多方分析，一家名叫Palantir的高科技公司在这次行动中扮演了“战时大脑”的角色，精准定位了哈梅内伊所在的位置。这家公司，正是几个激进的硅谷鹰派创立的，专门面向政府、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数据分析公司。简单点说，它为战争服务。

过去，战争的象征是航母、轰炸机和油轮；现在，战争越来越像一条扁平的数据链和不可捉摸的AI技术。谁先定位目标，谁更快完成情报融合，谁能把卫星、传感器、数据库和决策系统连成一体，谁就更可能先动手、先命中、先改写局势。

这也是为什么，科技右翼、技术加速主义者这些原本陌生的群派名称，以及Palantir这个名字，会越来越频繁地浮出水面。

换句话说，美国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一个爱上头条的总统，而是他背后那群越来越不愿意只做金主和承包商、强硬地将意识形态注入国家机器的硅谷民粹强人。

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时，很多人把他理解成一次民粹主义的意外胜出：一个懂流量、会煽动、爱表演的商人，突然接管了美国政治。

这个理解有它成立的一面，但到了今天，解释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如今的特朗普，背后站着一群手握重金、有着绝对优势的硅谷科技资本家。

根据波因特研究所的报告，特朗普在2016年收到的政治捐款中有69%来自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正是因为还没有与大资本形成联姻，彼时的特朗普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成熟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

经过八年的政坛沉淀，特朗普2024年竞选中，小额捐款比例从69%降到了32.9%。剩下的大头从哪来？正是来自硅谷科技资本的加持。

事实上，在硅谷大佬中，彼得·蒂尔是最早“重仓”唐纳德·特朗普的。2016年，他几乎是“独自一人”支持了还是政治素人的特朗普，为其注资125万美元。虽然这笔钱并不算多，但两人的结盟，是当代政治与科技交叉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投资”案例之一。

自2024年大选起，马斯克开始步蒂尔后尘，砸下近3亿美元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待特朗普二进白宫，他又领衔“政府效率部”（DOGE）。对联邦政府进行了极富争议的改革。

另一位PayPal元老大卫·萨克斯，直接操盘了科技界对特朗普2.0的支持。他不仅筹款超千万美元，还在胜选后进入白宫，掌管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政策。

可以说，特朗普背后已经有了一套十分成型的支持网络。不再仅仅是传统共和党的捐助人，也不再仅仅是老派能源资本、军工资本、传统金融资本，而是一批越来越成气候的科技右翼、硅谷鹰派，且这群科技巨头已不满足于站在幕后，而是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插手白宫事务。

他们不是依赖政府合同起家，所以没那么多包袱和讲究，更“反建制”；他们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达，比如反政治正确、反监管、强调技术精英主义；他们不满于现有的政府基本盘，期望通过培养前台“代理人”来改变未来的权力结构和决策系统。

随着这一小部分科技精英深度介入共和党，“特朗普2.0”时代的新特朗普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硅谷科技资本和精英们的主张和利益。

这一小撮硅谷精英是如何逐渐崛起，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力量的？他们的主张和理念又是什么？这需要从“Paypal黑帮”的核心人物，彼得·蒂尔说起。

现在很多人都将彼得·蒂尔视为“影子总统”“影子皇帝”，他早在2016年就特立独行地公开支持特朗普，现在也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幕后金主。

他身上有种持续了三十年的、几乎从未动摇过的信念：世界不应由多数人，而应由少数人来决定方向。

其实，他最初进入大众视野，是以硅谷企业家、投资者的身份。早年间，关于他的讨论还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创投圈。等到掌握庞大的财富和人脉后，蒂尔渐渐地将触角延伸到了政治领域。

大部分中国读者认识蒂尔，也是从那本久负盛名的创业“圣经”《从0到1》开始的。蒂尔的创业经历堪称“王炸”：1998年，他与埃隆·马斯克等人一起创办了一家在线支付公司——PayPal，2002年被eBay收购。PayPal出售后，这批人分头进入社交媒体、太空探索、电动汽车、风险投资等不同领域，逐渐形成后来的“PayPal黑帮”。蒂尔后来与卡普等人共同创办了Palantir，并通过投资深度介入Facebook、SpaceX等公司。

在《从0到1》中，蒂尔最有名（当然也饱受争议）的观点是“竞争即失败”论。他认为，真正重要的创新，不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从1复制到N，而是从0创造出1；最有价值的企业，不是卷进无休止竞争，而是建立别人短期内无法复制的垄断性优势，从而掌控未来。

竞争是失败的，垄断才是成功的。

打通了这一层，蒂尔后来的路径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为什么迷恋强人式创始人，为什么厌恶缓慢的协商民主，为什么总想扶持那些能打破旧规则的人？因为在他眼里，历史从来不是靠多数人商量出来的，而是靠极少数人强行推进的。

2016年，他公开站到特朗普一边；到了2022年，他又以真金白银把J.D.万斯推上参议院竞选跑道。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相关材料，蒂尔分两次向支持万斯的“Protect Ohio Values”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至少1350万美元。今天，当万斯已经成了特朗普阵营最重要的政治继承人之一时，你很难不承认：蒂尔不是在“赞助政治”，而是在“生产政治”。

他一方面痛恨官僚体制、福利国家和大众政治，另一方面又极端推崇技术、资本和精英判断；一方面试图通过加密货币、海上家园、新西兰避难所这类路径“逃离政治”，另一方面又通过Palantir、特朗普、万斯这些入口，越来越深地介入现实政治。这种看似矛盾的路径，其实有着一致的内核：他始终认为，现有秩序已经不值得信任，真正能决定未来的，只能是少数清醒、强悍、敢于打破规则的精英。

而他，就要做生产和赞助这些精英的幕后之人。正如他在PayPal时招募合伙人的标准一样，蒂尔偏爱那些极客、怪才，喜欢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人，而不是传统的“好学生”式员工。

这是他真正高明的地方。普通金主是给候选人输血，蒂尔更像在通过培养自己的“代理人”，来操控整个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像创业公司那样运作，要在政治上建立垄断性优势，由少数人对国家发展方向定调，再通过资本运作、媒体声量和组织能力，把理念变为现实。

蒂尔长期有一个不太“主流”的判断：民主社会的信息处理和决策能力，未必比得上一个高效的集中系统。

这和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潮完全相反。和创业领域特立独行的“垄断”的思维很类似，他的政治思想也极容易滑向“权力集中”。

这就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相信“少数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并治理世界”，那你最应该做的产品，是给谁用？

答案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情报机构、军方、政府，换句话说，拥有行动权的组织。

蒂尔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创业伙伴亚历山大·卡普。尽管二人在其他政治理念上未必完全契合，在“科技产品应服务于政府”这件事上，他们的想法一拍即合。

卡普在其不久前出版的新书《科技共和国》的开篇言道：“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在他看来，硅谷的工程师们太过沉浸于浅薄的消费主义，不愿承接政府和国家事务。而他与蒂尔，注定要为这一“糟糕”的现状做些什么——于是，他们创立了Palantir。

2004年，Palantir在911的阴影中诞生，由卡普担任CEO。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不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直接服务政府、军方、安全机构、情报系统。在Palantir的客户群中，这些机构占了绝对比重。

二十多年来，Palantir一直在暗中为军政机构做事。2011年，Palantir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和情报，协助美国军方击毙了本·拉登，从此声名大噪；俄乌冲突中，Palantir的Gotham数据系统帮助乌克兰实施精准打击；包括2022年起围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抓捕非法移民……背后都有这家大数据分析公司的神秘身影。

随着业务成熟壮大，市值一路飙升，Palantir的军政订单更是如雪片般涌来。从Palantir自己的财报也可见一斑，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披露，美国政府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6%，达到5.7亿美元。

也就是说，Palantir早就不是一家普通的数据公司，而是在一步步成为美国及其盟友战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这家公司毫无顾忌地践行着蒂尔和卡普“科技应服务于国家机器”的想法，这正是他们政治观念最直接的表达。

卡普写这本书，既是在阐释Palantir的理念，更是在为一种新的政企关系立论。在卡普看来，未来的战争胜负越来越取决于软件，未来的国家竞争也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公司是否愿意与政府重新结盟。

它更像是一份宣言：硅谷应该重新爱国，而且要以能直接服务国家力量的方式爱国；要扎扎实实地通过主宰科技手段（尤其是下一个关键科技，人工智能），介入并统治未来战场，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坚实后盾。

说到底，蒂尔、卡普这些人真正感兴趣的，未必只是支持某个具体的总统或候选人。

特朗普当然重要，蒂尔的“新宠”万斯也很重要。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他们或许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前台人物。比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背后那条越来越有迹可循的技术、资本与国家结盟的草蛇灰线。

这个联盟真正想改变的，不只是几项政策，也不只是白宫里坐着谁，而是整个美国国家机器的运行逻辑。

在他们看来，美国过去几十年的问题，并不只是经济失速或党争加剧，而是国家本身变得迟缓、分散、低效。传统官僚体系层层叠叠，决策周期越来越长；自由主义政治强调协商、平衡与程序正义，却也因此不断丧失行动能力；硅谷则长期沉迷于消费互联网、广告系统和娱乐平台，把最顶尖的工程人才消耗在无关痛痒的领域。无论是蒂尔，还是卡普，对这一切都表现出近乎一致的不耐烦。

因此，他们给出的答案也颇为相似：让技术重新服务国家，让工程思维进入政府，让国家安全、工业能力与人工智能重新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

Palantir的意义，恰恰在这里。它并不只是一个承包商意义上的科技公司，更像是硅谷集体右转的缩影。它提供的，也不只是某种软件或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新的治理想象：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中的信息、资源与执行手段，尽可能压缩进一个更高效、更可计算的系统里。战争如此，国家安全也是如此。

事实上，这套想法已经在付诸实践。2025年11月2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名为“创世纪任务”的国家级计划，试图整合国家实验室、超级计算能力与顶尖科学家资源，借助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科学突破。简单说，这是一份毫不掩饰的宣告：美国要以国家意志重组技术路线，把人工智能从商业竞争中的热门赛道，提升为国家力量的底层基础设施。

这正是蒂尔、卡普等人长期推动的方向。在他们看来，技术从来不只是市场中的商品，也不只是创业神话的载体。真正重要的技术，最终都要回到国家能力本身：它既是工业竞争力，也是军事优势；既是边境控制、情报整合与资源调度的工具，也是一个国家在混乱时代维持秩序、确保领先的关键手段。

从《从0到1》到《科技共和国》，这种思路其实一脉相承：从推崇“少数人创造未来”，一步步延伸到对大规模国家工程的偏好。技术公司不再只是为国家提供工具，技术精英也不再满足于做政策外围的建议者，他们开始更深地参与国家本身的塑造。

这或许正是“技术精英治国”最复杂的地方。它并非站在美国传统政治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正借助既有制度，以一种非常现实，也极其高效的方式向内部渗透。总统依然通过选举产生，国会依然存在，媒体依然喧嚣，公共讨论也仍在继续；但越来越多关键的资源配置、技术路径与安全判断，已经开始向少数掌握资本、平台和工程能力的人手中集中。

特朗普当然还会继续制造新闻。美伊局势也还会反复起伏，新的危机和热点很快会盖过旧新闻。但比起这些表面的喧嚣，更值得追问的也许是另一件事：当硅谷最有权势的一群人，不再满足于创造产品、投资公司和影响舆论，而开始更深入地参与国家、战争与社会治理，美国最终会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恐怕比特朗普本人更值得反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