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之一是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江敦涛政绩观严重偏差，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
根据上述通报，2019年至2022年，江敦涛担任山东省淄博市委书记期间，鼓吹“政府不举债就是不作为”，明知财政可支配收入不足，强推硬上多个项目建设，导致新增巨额地方债务。
政府债务专家、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教授毛捷告诉第一财经，“政府不举债就是不作为”观点，是典型的不正确的政绩观。如果举债的收益不足以覆盖融资成本，债务本身不具备可持续性，盲目举债只会导致资金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会危及财政可持续性，加重财政负担。
政府债务专家、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钟宁桦告诉第一财经，政府举债是加强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明确，举债的前提是“适度”与“可持续”。所谓“政府不举债就是不作为”的论调，本质上是将举债规模与政绩简单挂钩的错误政绩观，严重忽视了财政运行的安全与可持续。
“政府举债要量力而行，而且投入方向也要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不然，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也会造成投资浪费，影响政府公信力。”一位地方财政人士告诉第一财经。
要如何处理政府举债和官员作为之间的关系？毛捷认为，需要官员首先认清政府债务的本质。政府债务的本质是政府凭借其信用，将社会闲置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发展或应对公共风险。一些重大发展项目或重大公共风险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几代人会因此受益。在税收和非税收入不能满足当期投资的同时，政府债务化解了投入大、回报慢、收益跨周期之间的矛盾。
“政府举债要先看当地有没有适合发展的项目，或者当下亟需应对的重大公共风险。作出这一判断，需要一套制度保障和体系来支持。”毛捷说。
例如，政府债务资金用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是一个经典场景。对于一些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而言，举债新建这类设施，新增收益比较明显，即便短期没有明显经济收益，但方便居民交通、吸引外地投资者等社会收益明显。但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再举债建这类设施，新增收益不大甚至为负值，就没必要举债。
毛捷表示，因此政府是否举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测算举债收益，毕竟政府借钱也要偿还本金利息，否则违约损害政府信用。政府债务收益（经济收益、社会收益、民生收益等）能否覆盖举债的融资成本，关系到政府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政府债务的收益测算是一个专业工作，需要科学估算债务支持项目的收入和成本，以及举借债务需要承担的成本。
那么，该如何平衡好举债促发展和防范债务风险？
钟宁桦认为，在当前地方财政普遍承压的背景下，把握“积极作为”与“风险可控”的平衡，核心在于坚持“量力而行”与“精准施策”：一方面要严守债务风险红线，依据财政承受能力和项目实际收益科学规划举债规模，坚决杜绝脱离实际的“强推硬上”；另一方面要强化预算硬约束和全周期绩效管理，确保资金精准投向惠民生、补短板、促发展的关键领域，避免资金沉淀和低效使用。
毛捷认为，每个人对债务可持续性和财政可持续性理解不一，甚至差异巨大。有些干部对财政可持续的理解是，预算收支平衡，借了钱之后留好偿债资金慢慢偿还。但也有少数干部对此理解存在偏差，典型如“不出事就是可持续”，甚至是“我任上不出事就是可持续”，这种错误观念之下会导致盲目举债，甚至不考虑偿债，通过拆东墙补西墙使得当地债务风险加大。
因此，在毛捷看来，官员在正确的政绩观下，对政府债务资金如何使用理念正确，还需要一套科学的债务制度设计，规范政府债务“借、用、管、还”，而且要保证这些制度得到贯彻落实。而这就需要加强债务监测监督，科学问效问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金融系讲师钱一蕾告诉第一财经，平衡好举债促发展和防风险，还需要健全债务监管体系，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形成“借、用、管、还”相统一的良性循环。只有将政府的“有为”建立在法治化、市场化和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优化债务监测考核指标，构建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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