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笔记之三十六

（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李文海

（一）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前边读过“叨陪鲤对”，可以看出老夫子是十分重视学《诗》、学《礼》的。他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不学《礼》无以立身。

《诗经》乃当时礼乐文明的核心和政治伦理的权威，具有很高的实用性。不学则寸步难行，不能办公应事也。

此章又是讲读《诗经》重要性的。不过更具体了些。

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读《诗经》呢？读《诗经》是十分有益处的。《诗经》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现实生活的状况，乃至全国各地的风俗民情、自然风物等等，在诗中都有反映。孔子说：《诗》可以“兴”，因为好的诗歌都是有感而发的，读之可以使人受到感动，兴发志意； 可以“观”，可以提高观察能力，考察得失，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 可以“合群”，与众人打成一片，又和而不流；可以“怨”，但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备，近可侍奉父母，远可侍奉君主，足见做忠臣孝子的道理。《诗经》里有许多借鸟兽和树木来表心明意的句子，读《诗经》还可以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字，以资于细微之处观察风气，提高见微知著的本领。

朱注曰：“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

（二）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伯鱼即孔子的儿子孔鲤，孔子对伯鱼说：学《诗》，首先要学《周南》《召南》。为什么呢？因为这二章所言皆是修身齐家之事。修身齐家是做人之根本，修齐治平，首先是修齐。万丈高楼平地起。

《周南》《召南》是《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第一、第二两部分。据徐志刚先生译注，“周南”大致在汉水流域东部，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大致在汉水流域西部，今河南、湖北之间。这两个地域收集在《诗经》中的民歌，就叫《周南》《召南》。孔子认为《周南》《召南》中有许多修身齐家的道理，故提倡学习，并加以重视。

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人如果不研究《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着墙壁站着。比喻一无所见，一步不能行。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修身齐家该是多么的重要啊。只有打好了修身齐家的基础，才可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这一点万万马虎不得。

（三）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礼呀，礼呀，只是指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只是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礼乐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礼，主要是指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孔子认为，通过遵守礼，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和谐稳定。乐，主要是指音乐、诗歌等艺术形式，孔子认为乐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起到教化作用。

礼乐相辅相成，它们都是以一定形式为载体的，必要的形式是不可少的。如礼器，如乐器。这种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也是出自内心的。但是形式毕竟是形式，不是根本。根本的目的是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的。通过礼乐的教化，使人们明辨是非，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

孔子对当时礼乐活动中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反感。说他们不懂得礼乐无处不在的道理，看重的不是教化的作用，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钟鼓之类的乐器，这实在是舍本求末的悲哀啊。

朱注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为哉？”

（四）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孔子说：“外表神色严厉而内心怯懦虚弱，以小人来作比喻，就像是挖墙洞爬墙头行窃的盗贼吧！”

孔子十分厌恶虚伪之人，他心目中的君子应该是表里如一的。表面上看似威严刚毅，但内心却很虚弱怯懦，遇到问题和危难，没有胆量去处理，气壮如牛，胆小如鼠，这样的人很虚伪，尽管会蒙人于一时，但实属小人之类。孔子把这类人比喻为小偷，生怕别人知晓晚上的勾当，白天装作没事人似的。这种虚伪的人，为君子所不耻。

（五）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孔子指出：所谓的乡愿，是败坏道德的人。乡愿，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

这是孔子对“好好先生”的严厉批判。

儒家十分重视原则与担当，而“乡愿”无是非、无底线，最伤道德根基。为人处世应该守正不阿、明辨是非，而非圆滑媚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左右逢源，一副谄媚状，伪善欺世，孔子对此极为不屑。他曾说过，人人都说好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好人。而好人说好、坏人说坏的人，才是有德性的人。左宗棠有句名言：不遭人嫉是庸才。

孔子尖锐地指出：这种“乡愿”，实际上是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的人，乃德之贼也，世人对此不可不辨。

在现实生活中，“乡愿”很有欺骗性，会蒙蔽许多人，面似“中庸”“公正”，如果搞民意测评，很可能全票当选。于是人们效仿，误以为德，这就把风气弄坏了，破坏了人们对真正道德的追求。后来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指出：“乡愿”乃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虽然表面上看，是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其实，他抹煞了善恶，混淆了是非，颠倒了恩怨，是地地道道的危害道德的人。

“好好先生”不绝于世，我们不可不防啊！

（六）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听到传闻不加考证而随意传播，以讹传讹，非君子所为也。

今读此章，别有一番感受。如今信息化时代，人人都是记录者，个个都是“麦克风”，一部手机装满了天下的大事小情和各种信息，当然其中也包括孔子讲的“道听途说”。手机带来的方便自不必说，但如何对待那些“道听途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已显现出了它的危害性。就我们个人来讲，最重要的是心明眼亮，不转发传播，有条件的可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不信、不听、不转、不传，应当是我们的基本态度。至于组织和有关部门更当重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鲁迅讲，谣言止于智者。

（七）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孔子说：“与品德恶劣的人怎么可以一起来侍奉君主呢？他没有得到官位、富贵时，总怕得不到。既得到了，又怕失掉。假如老怕失掉官位、富贵，那就无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对此章，明朝万历年间做过十年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讲注：孔子说，作为臣子一定要保持内心的真诚，然后才能侍奉君主。有一种卑鄙陋劣的人，品行低下，没有任何忠义之心，还缺乏刚正的气节，像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来到朝廷做官和他一起共事呢？因为君子侍奉君主的可贵之处，在于一切为君主着想，忘记自己的利益。但是鄙陋的人心里只想着权力富贵。在没有得到权力地位的时候，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谋取，唯恐得不到。得到了权力地位之后，就千方百计地保守，战战兢兢地唯恐失去。臣子侍奉君主时，一旦因权位患得患失，就会奉承谄媚、结党营私。小到卑鄙肮脏、欺凌他人的事，大到丧尽天良、谋权篡位的事，都是出于一种对权位的贪求。这种人去侍奉君主，会产生很大的危险呀！

他说，得到君主的信任，原本就符合君臣之义，忠君爱国的君子都想得到信任，但是忠臣的目的在于获得重用，“兼济天下”，而小人的目的在于获得权利俸禄。忠臣获得信任的目的在于办实事，而小人获得信任的目的在于窃取权势以谋私利。在心术上很小的公私差别，在人品上就会有很明显的忠奸差异了。作为圣贤的君主，能不仔细探察吗？

张居正属封建社会的中枢权力阶层，他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理解的，不过他的话值得咀嚼。

如今“患得患失”已成为一条成语， 形容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心胸狭隘，顾虑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