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总统被骂“猴子”，马查多改口慢半拍，委内瑞拉的软肋已经暴露

卡洛斯·鲍特、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与委内瑞拉的种族主义问题。鲍特表达了一种在委内瑞拉种族想象中根深蒂固的情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怨恨：即深色皮肤被视为社会、教育和经济地位低下的标志。

委内瑞拉人是种族主义者吗？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几十年来，委内瑞拉一直沉浸在“混合社会”和“多阶层社会”的神话中。我的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神话中长大的，这种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独立运动以来的历史思潮以及石油带来的无限社会流动性幻想的滋养。像所有神话一样，它既非完全虚假，也非完全真实。

上周六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发生的一起事件再次将这一问题摆上台面。当时，在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的一场集会上，歌手卡洛斯·鲍特随声附和人群，高喊“滚开，猴子！”，以此影射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

理性的领导力应直面这一议题，并开启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如此一来，这场争议或许能成为解决委内瑞拉历史积弊的契机。这是一个不应被浪费的机会。

鲍特是有意或无意地表达了一种植根于委内瑞拉种族和民族想象中的情感——或者说怨恨：深色皮肤被视为社会、教育和经济地位低下的标志。

委内瑞拉是一个深度混合的国家。欧洲血统与原住民血统以及非洲奴隶的黑人血统相互交融——尽管其中往往伴随着强迫——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混合社会。据我所知，除了非裔后裔聚居区和相对孤立的原住民群体外，委内瑞拉的种族光谱中并不存在绝对的隔阂。事实上，非裔后裔和美洲原住民在社会中的占比分别为8％和4％。

这种混合并没有终结等级制度。克里奥尔白人依然被视为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主导着经济精英阶层，并在审美和成功标准中占据绝对优势。作为社会基础的混血儿、深肤色群体、桑博人和穆拉托人，在不同程度上背负着肤色带来的污名。其余部分则被视为民俗或异国情调，甚至像南部矿区的原住民社区那样遭受蔑视或掠夺。

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难以察觉这种隐秘且潜伏的种族主义。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因为相较于某些将种族等同于命运的邻国，我们或许程度较轻。但这种种族主义确实存在。我们带着一种相对冷漠的态度与它共存，不去深究。但当它爆发时，往往伴随着狂怒。

这种潜流在政治战争中变得愈发危险。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与查韦斯派高层之间的权力博弈并非始于马德里。乌戈·查韦斯敏锐地捕捉到了委内瑞拉社会中潜藏的怨恨，并以此将社会分裂直至他去世。他是一位职业的仇恨煽动者。他无情地利用反种族主义的修辞，将白人精英描绘成敌人，并给他们贴上“虚弱者”的标签，以强调其缺乏力量。

尽管这位领袖口头上表现得平易近人，但深肤色群体的处境并未改善。事实上，情况反而恶化了：在马杜罗执政期间，国家通过所谓的“人民解放行动”进行清洗，主要打击了加拉加斯贫民窟的混血青年。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精英阶层多年来重复种族主义侮辱，蔑视那些贫穷、无知、被视为罪犯和肤色较深的人，将他们称为“猴子”，这同样没有为自己赢得任何好感。

这种环境并非中立。像太阳门广场这样的事件会产生直接的政治代价：它们削弱了反对派在基层民众中的影响力，同时为查韦斯派的叙事提供了象征性的弹药，使其将这种对抗作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

马查多介入纠正鲍特错误的时间太晚，且处理方式不够彻底，并未直接谴责该歌手的行为。尽管她本人与这种观点无关，但这种关联仍使她受到牵连。鲍特那句“非本意”的道歉也显得苍白无力。

在加拉加斯，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发言人抓住了这个绝佳机会，发起了一场谴责运动，将总统刻画为白人精英阶层种族怨恨和阶级歧视的受害者。当然，他们还附上了委内瑞拉驻马德里大使馆就太阳门广场仇恨言论发出的抗议信。

这一事件或许会随着时间淡去，但问题本身不会消失。相反，如果马查多回到国内，甚至如果她最终掌权，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关键。现在仅仅将其视为一个政治机会或仅限于危机公关是在浪费时间。以负责任且非煽动的方式解决委内瑞拉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将有助于国家实现艰难的重构。

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本人也曾因被贴上“贵族”标签以在多数民众面前抹黑她而遭受过怨恨，她不应将这个问题掩盖起来，而应提升争议的高度，帮助社会克服这些污名。

从智利到美国，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在国外经历过种族主义，仿佛那是一种外来的、与己无关的经验。也许正因如此，在委内瑞拉国内承认这一点才如此困难。卡洛斯·鲍特的失言并非偶然，而是一面令人不安的镜子。面对这面镜子，不找借口、不沉溺于令人心安的神话，是包容和整合那些被边缘化或被蔑视的社会与种族群体的必要前提。这是推动委内瑞拉建立新民主制度以及实现国民真正和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