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特开餐馆娶了五位妻子，回国奔丧四个月，再次回去当场愣了

我2008年到的沙特，在达曼开了一家叫“中国厨房”的小餐馆。那时候沙特的中餐馆还不多，我做的东西也谈不上多正宗，就是家常口味，宫保鸡丁、水煮鱼、红烧牛肉面。没想到生意越来越好，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

忙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老板娘。不是那种雇来的服务员，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娘——能替我管账、管人、管我在店里照顾不到的角落。我那时候三十出头，一心想把生意做大，没想过感情的事。但在这边，一个女人愿意跟一个中国男人过日子，不是件简单的事。

第一位妻子是叙利亚人，叫莱拉。她是个难民，战乱那年跟着家人逃出来，在达曼举目无亲。她来我店里吃饭的那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头发用一块普通头巾包着，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牛肉面。我给她多加了几块牛肉，她吃的时候眼眶红了。后来她常来，每次都点最便宜的东西，我从不多问，但每次都会在她碗里多加一点。

有一天她吃完饭不肯走，坐在角落里等到店里打烊，然后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跟我说，她需要一份工作，什么都能干。我犹豫了一晚上，第二天让她来店里帮忙洗碗。

莱拉是第一个走进我生活的人。她做饭好吃，把店里厨房管得井井有条，叙利亚式的做法跟中国菜混搭在一起，居然意外地受欢迎。我们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没什么浪漫的表白，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她在等我，我就知道，这个家不能没她了。

第二位妻子是埃及人，叫娜迪亚，是店里的常客。她在一家跨国公司做行政，独立、漂亮、法语英语阿拉伯语都很流利。她跟莱拉不一样，莱拉是那种一心想安心过日子的人，娜迪亚是那种一眼就能把人看穿的人。她第一次跟我单独说话就问了句让我愣了半天的话：“你一个中国人在沙特，想过以后怎么办吗？”

我老老实实说没想那么多。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认真，像是已经替我算好了一切。她说得比我清楚，算得比我周到。账目交给她之后，我再也没为钱的事操过心。

第三位妻子是菲律宾人，叫格蕾丝，是隔壁超市的收银员。她每次来买烟都冲我笑笑，笑得多了我们就熟了。她跟前两个不一样，她不太会管生意，但她会管人。店里几个菲律宾来的服务员只听她的，她说什么是什么，从来不吵不闹，笑眯眯的就把事情办了。

第四位妻子是印度人，叫普丽雅，是店里的大厨。她做咖喱是一绝，有一回店里来了几个印度客人吃了她做的咖喱，当场哭了，说吃到了家的味道。她脾气大，嗓门大，跟我吵过很多次架，但吵完了还是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一起回家。

第五位是中国人，小许，老家四川的，在沙特打工。她来的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店里每天翻台三四轮，莱拉管厨房，娜迪亚管账，格蕾丝管服务员，普丽雅管出品。我像个陀螺一样转，转到后来觉得自己转不动了。小许来了以后什么也没说，就每天给我泡一杯茶，泡得很浓，放很多糖，她说她们老家都这么喝。我说太甜了，第二天她还是放那么多，但我喝了。

她们五个，每个人都嫁得明明白白，没有谁是被骗的。我照着本地的规矩办了正式的婚礼，按本地的法律登记了。外人听起来觉得荒唐，可在那边这就是生活。莱拉管厨房，娜迪亚管账，格蕾丝管人事，普丽雅管出品，小许管后勤，五个人各司其职，吵归吵，闹归闹，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那段日子我一直觉得自己运气好。一个中国人在沙特打工开店，能走到这一步，靠的是运气。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有些运气是老天爷给的，有些运气是你身边的人给你撑着的。

2022年秋天，我妈病危的消息从老家传来。

我接了电话，手都是抖的。我妈七十二了，身体一直不太好。我出来十几年，回国加在一起不到五次，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住三五天就走。上一次回去是2019年，我妈还能站在巷口送我，车开了她还站在那儿，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拐个弯就没了。

我连夜买了机票，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走的时候莱拉帮我收拾行李，往箱子里塞了两罐她自己做的牛肉酱，说妈没吃过她做的东西，让妈尝尝。娜迪亚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沓里亚尔，说这是她自己的钱，别省着花。格蕾丝跟普丽雅吵了一架，因为格蕾丝要我把她绣的一条围巾带回国给我妈，普丽雅说要带就带她做的咖喱粉，两个人吵了半天，最后各塞各的。小许没给我塞东西，她站在门口看着我，什么都没说，眼眶红了。

我在飞机上坐了十几个小时，经过红海，经过印度洋，经过东南亚那些密密麻麻的海岛。窗外的云层很厚，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又从西边落下去，一个白天漫长得像过了一年。我脑子里反复想着那些话、那些脸、那些塞进箱子里的东西。机场的灯光从头顶的白炽灯变成暖黄色的落日余晖。我忽然觉得那个远方的家有点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

我没赶上。

到家的时候，灵堂已经搭好了，我妈的遗像摆在堂屋正中间，黑白照片，还是她六十岁那年照的，嘴角带着一点微笑，眼睛看着镜头，好像在说“你回来了”。

我在灵堂前跪了三天三夜，膝盖跪破了皮，出殡的时候我扶着棺材走在最前面，那条路我走了二十多年，从泥巴路走到水泥路。棺材很重，肩膀上的杠子压得我整个人弯了下去。那些小时候觉得很长很宽的路，其实很短。从家门口到村口，也就几百米，再往前就是大路了，就得把棺材放下来了。

我妈的最后一程，我送了。可送完了，人就空了。

按老家的规矩，我妈走了，我得在家守孝。那些长辈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你在外头十几年了，这回就多住些日子吧。住在老屋的那些天夜里总是睡不着，躺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听远处的狗叫，听隔壁院子里的公鸡在凌晨打鸣。那栋老屋的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堂屋的灯泡换了好几次，瓦数越来越高，光线却越来越昏黄，好像什么东西都照不亮了。

我开始想那边的事情。莱拉的牛肉酱，娜迪亚塞进我口袋里的里亚尔，格蕾丝和普丽雅的争吵，小许站在门口红着眼眶却一句话也没说的样子。那个远方的家，五个人，一间小店，闹闹哄哄的日子。我一直觉得那是我做生意赚来的生活，直到在老家那间墙角长满青苔的老屋里躺了第一个失眠的夜晚，我才忽然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是赚来的，是她们给的。

我回过味来的时候已经在老家待了四个多月了。

订机票那天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提前给她们打个电话。想了又想，还是没打。我想给她们一个惊喜，想看看她们看到我的时候是什么表情。莱拉大概会哭，娜迪亚大概会骂我，格蕾丝大概会笑得合不拢嘴，普丽雅大概会翻个白眼，小许大概会低着头帮我接行李。

我算好了达曼的时间，飞机落地是傍晚六点多，正好是店里最忙的时候。我从机场打了个车直奔餐馆，一路上心跳快得像擂鼓。车窗外的达曼跟四个月前没什么不一样，棕榈树还是那些棕榈树，街道还是那些街道，空气里还是那股热烘烘的、混着沙土和海风的味道。

车停在餐馆门口的时候，我愣住了。

灯还亮着。那块写着“中国厨房”的招牌还在，招牌底下的铁架被海风吹得有些歪了，但灯亮着，整整齐齐地亮着。玻璃门上贴着中阿双语的营业时间，上面的字有些褪色了，但一尘不染，干净得像每天都被擦过一样。

我推门进去。

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不是别的味道，是我店里独有的那股混着八角、咖喱和热油的烟火气。桌椅还是那些桌椅，菜单还是那些菜单，只是……

店里空空的。

不，不是空空的。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人，正在低头按计算器。听见门响，她抬起头来。

娜迪亚。

她瘦了。

她看见我的那一刻，整个人僵在那里，像一尊被人忽然定住的雕像。她手里那只黑色的按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的计算器，慢慢从指间滑脱，轻轻地落在桌面上，发出细微的声响。她的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但她没有哭，抿紧了嘴唇，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她就那样看着我，眼睛里翻涌着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的东西。

“娜迪亚，”我说，嗓子哑得不像自己的声音，“我回来了。”

她站起来，绕过柜台，走到我面前，抬手打了我一巴掌。

不疼。她的手是凉的，力道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脸上。然后她扑进我怀里，终于哭出了声。

“你走了四个月零十一天，”她哭着说，声音含糊不清，“你走的时候说最多两个月。”

我没说话，抱着她，下巴搁在她头顶上。她的头发剪短了，发梢有些不整齐，像自己拿剪刀修的。她以前最在意自己的头发，每个月都要去理发店打理，这笔钱在账上记了很多年，我每次看账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一行支出。

“其他人呢？”我问。

娜迪亚从我怀里退出来，擦了擦眼泪，吸了吸鼻子，像是在努力让自己恢复那个精明能干的老板娘的样子。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很多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责怪，不是埋怨，是一种比这些更深、更重、更沉的东西，像一块石头压在河底上，水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但底下已经有了裂痕。

“莱拉在厨房，格蕾丝在招呼客人，”娜迪亚说，声音慢慢稳了下来，“普丽雅去市场买菜了。”

“小许呢？”

娜迪亚沉默了几秒钟，那个沉默很短，短到几乎不存在，但我捕捉到了，它也捕捉到了它。

“小许在楼上，她怀孕了，五个月。”

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炸开了。

怀孕了。五个月。我走了四个月。

无数个念头在同一瞬间涌进脑海，像一群被惊动的鸟，扑棱棱地从四面八方飞来，又扑棱棱地散开，让我什么都抓不住。我站在店堂中间，头顶那盏用了好几年的吊灯照着娜迪亚刚哭过的脸，照着柜台后面那面贴满外卖单的墙壁，照着我离开这四个月里每一张被翻过去的日历。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我的嘴唇在发抖。我搂着那个被打翻在心里的五味瓶，蹲下去捡那些碎了一地的东西，发现手太小了、指缝太宽了，捡起来的又漏下去，捡起来的又漏下去。灯光从头顶打下来，照着我蹲在异国他乡一间熟悉的店铺里，像一个迷了路的人，终于走到了路的尽头，却发现尽头什么都没有。

娜迪亚站在我面前。

柜台上的电话忽然响了，铃声尖锐地在那个憋闷的空间里刺了一下。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没有接，转过来看着我，用那一贯的不留余地的语气说：“小许打来的。”

我的眼睛终于看向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还有很多我没来得及看清楚的东西，像深水底下的暗涌，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不会因为我离开四个月就消失，也不会因为我回来了就平息。

“她说她生了吗？”我问。

娜迪亚没回答。

她走到柜台后面，拿起那部座机的听筒，看了我一眼，把听筒递了过来。

我接过听筒，听筒里传来小许的声音，很轻很慢，但又很沉很稳，像一个人在说一句她已经准备了很久的话。

“回来了？”

“嗯，”我说，“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那个轻得像棉花一样的声音传过来：“娃娃生了。你的。”

我的手指收紧。塑料听筒在我手里发出一声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哀鸣。窗外的达曼在夜色里慢慢安静下来，路灯把行人稀疏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远处的宣礼塔亮着一圈绿色的光，在这个沙漠边缘的城市上空安静地亮着，像什么东西熬了好久好久，还没有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