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当“监督”成为新的权力：形式主义的历史溯源

一

永乐十八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被凌迟。

他查了一辈子贪官，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贪官。家里抄出龙袍、玉玺、黄金数万两。罪名不是“贪腐”，而是“僭越”——他想学皇帝。

纪纲的问题，不是他特别贪婪。是他的位置，天然就是表演场。

锦衣卫是皇帝的耳目，是“监督者”。但监督什么？不是监督皇权，而是监督百官。皇权需要锦衣卫，需要这个“监督”的名义，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朕是明察秋毫的”。

但监督的权力，一旦启动，就有了自己的生命。纪纲发现：查别人，是权力；被查——只要不查到自己头上——也是权力。权力的滋味，一旦尝过，就停不下来。

于是他开始收钱。收百官的钱，收地方藩王的钱，收一切想“被保护”的人的钱。他收钱的方式很“合理”：不是直接索贿，而是“通融”“关照”“透露一点风声”。每一笔交易，都有说法；每一次放行，都有理由。他以为自己仍然是监督者，只不过顺便收了点“运作成本”。但皇帝不这么看。在永乐帝眼里，纪纲不是贪，是“想当另一个皇帝”。

这就是追问的第一层：监督一旦成为权力，就不再是监督，而是新的统治。

二

纪纲之后，东厂、西厂、内行厂，层层叠叠。

每一个设立，都是为了“监督”前一个。永乐帝觉得锦衣卫不靠谱，设东厂，由太监掌管，互相牵制。成化年间，明宪宗觉得东厂也不够用，设西厂，权力更大，侦缉范围更广。后来又觉得西厂太嚣张，设内行厂，由大太监汪直统领，连东厂、西厂都要被它监督。

理论上，越监督越严。实际上，每一个厂公，都成了新的贪腐中心。

王振、刘瑾、魏忠贤，都是“监督者”出身。他们查别人时，铁面无私；自己收钱时，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监督”的位置，本身就是稀缺资源。上面需要情报，下面需要保护，两边都需要他。他是通道，是闸门，是过滤器。通道可以收费，闸门可以开关，过滤器可以定向。这些都不是“贪腐”，是“运作成本”，是“必要支出”，是“行规”。

更关键的是，监督者之间达成了默契——你查我，我查你，互相留面子，互相给台阶。查出来的案子，永远是“下面的人”的问题，永远不碰“上面”。于是监督的链条，变成了保护链条；监督的权力，变成了交易资本。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权力，越隐蔽，就越值钱？

三

清朝发明了“御史”，试图把“监督”制度化、规范化。

理论上，御史是言官，不掌实权，只负责弹劾。没有实权，就没有贪腐空间。这是制度设计者的想法。他们还给了御史一项特权：“风闻奏事”——听到风声就可以弹劾，不需要确凿证据。这项特权，本意是鼓励监督，让言官敢于说话。

实际上呢？

御史成了“表演艺术家”。弹劾大员，是“不畏权贵”；弹劾小吏，是“吹毛求疵”。尺度自己掌握，效果全看上级反应。“风闻奏事”变成了“捏造事实”的护身符——反正不用负责，先弹劾再说，弹中了是功臣，弹不中也没损失。

乾隆年间，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家奴刘全“服用奢侈”。和珅提前得到消息，让刘全连夜销毁证据、拆改房屋。等曹锡宝的人上门，什么都没查到。曹锡宝反被革职。

消息从哪泄露的？御史系统内部。有人卖了。和珅的势力，早已渗透进监督系统。曹锡宝弹劾的动机也不纯粹——他不是真想扳倒和珅，而是想通过敲打刘全，换取政治资本，在乾隆面前露个脸。

这就是追问的第二层：当监督成为权力，监督者就成了被监督者的交易对象。

四

但曹锡宝案还有另一面，更值得追问。

他真的想查和珅吗？还是只想查刘全，敲打一下和珅，换取政治资本？他的弹劾，是“监督”，还是“表演”？

在御史的语境里，“监督”和“表演”很难区分。都需要观众——上级或民众；都需要剧本——罪名或大或小；都需要高潮——处理结果。曹锡宝选错了对象。刘全太小，和珅太大。他以为这是“稳健”，实际上暴露了“监督作为权力”的本质：不是求真，而是博弈；不是正义，而是站队。

表演式监督，还有一个更深的后果：它让真正的监督失去了意义。当一个系统里，监督者都在演戏，被监督者都在应付，观众都在看热闹，那监督就不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证明“监督存在”。于是巡视、督查、汇报、整改，成了一年一度的循环戏剧。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正义，包装得再好，里面还是算计？

五

那么，“表演式监督”能被打破吗？

理论上能。需要信息透明，需要权力分散，需要监督者也被监督。但这些，都意味着被监督者放权。掌权者宁愿忍受“表演式监督”，也不愿冒险失去控制。因为监督是他们合法性的来源——“朕是明察秋毫的”“朕代表正义”。

如果监督失效，或者被证明是表演，合法性就会出现裂痕。所以必须持续表演，哪怕表演本身成了目的。这是监督形式主义的真正根源：它不是制度漏洞，而是制度设计的内在需求。监督不是为了查清真相，而是为了展示“正在监督”。形式越复杂，越能证明“重视”；程序越繁琐，越能体现“严格”。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设计，形式越来越完善，实质却越来越空洞？

六

今天，我们还在“监督”。

巡视、督查、问责，形式越来越规范，程序越来越严密。但“监督”结束之后呢？问题真的解决了，还是责任人处理了？制度改了，还是人换了？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新的表演——新的纪纲、新的王振、新的刘瑾，在新的位置上，重复着旧的游戏。

监督者的权力越集中，表演就越精致；表演越精致，真实问题就越被掩盖。我们以为自己在“加强监督”，实际上在“强化表演”。这不是某个人的错，是结构的必然。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努力，努力到尽头，才发现努力本身就是表演的一部分？

七

真正的改变，需要让“监督”不再成为权力，而是成为机制。

不是“朕要监督”，而是“规则监督”；不是“上级监督下级”，而是“多方互监”；不是“事后问责”，而是“过程透明”。这意味着：放弃“唯一光源”的执念，接受权力的分散，接受失控的风险。历代皇帝都做不到，因为失控比腐败更可怕。他们宁愿要一个可控的、表演式的监督，也不要一个不可控的、真实的监督。

所以我们还在轮回。不是监督的轮回，而是“监督作为权力”的轮回。每一次“加强监督”，都加强了监督者的权力；每一次“严肃问责”，都严肃了被问责者的替代者。表演换了一茬又一茬演员，剧本从来没变。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清醒，清醒到只能继续演下去？

（点个“在看”，说说你见过哪些“监督即表演”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