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了75万元会费就跑路 上海首例“职业闭店人”获刑

预付了几年的会费，健身房突然关门，消费者的充值款打了水漂，这背后可能并不是商家经营不善，而是“职业闭店人”的有意为之。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职业闭店人”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陶某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零元接手4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机构，收取75万余元会费后卷款跑路，造成数百名消费者权益受损。这也是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

恶意闭店 “职业闭店人”获刑

2024年的5月底，上海警方接到多起报警，宝山区的一家健身房突然关门，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打了水漂，有的消费者甚至是在关门前一周刚交的会费。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健身房从2024年1月起，刚刚换了经营者，也就是说新接手的老板在经营不到5个月后，健身房就关门了，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警方对健身房的法定代表人白某的信息进行了查询。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民警 梁逸波：我们研判下来，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从来没有来过上海，在外地是一个务农的状态，其实她跟这个机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白某只是挂名老板，并未实际参与健身房的经营管理，那么这家店的幕后控制人是谁呢？警方发现，平日里和物业、消费者、员工打交道的，是一名姓陶的男子，消费者的充值款也都流进了他的个人账户，警方判断，这个陶某才是真正的老板。在健身房转让的过程中，也正是陶某以代理人的身份，与上一任经营者签订了价格为“零元”的转让合同。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民警 梁逸波：上一任经营者有大量的未销课时，有私教课没有兑现，有健身卡还没有到期。那么商家都有义务去承担这些课程，但是他如果现在不干的话，他要把这些合同终止的话，他要把这些费用还给消费者，他手头也没有钱，所以他就把这些机构，把这个场地、设备就转让给他人，然后让别人去帮他继续兑现健身的服务。

警方了解到，陶某“零元”接手了这家健身房之后，他只向物业方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房租一直拖欠。除了拖欠房租水电和员工工资，警方发现，陶某还大幅压低年卡价格，来吸引消费者续费、充值。

零元接手健身房，用低价优惠引诱消费者办卡续费，等聚拢大量资金后就关店跑路。民警发现，这已经是陶某的惯用伎俩。自2023年10月起，他在上海的宝山、普陀、嘉定、闵行等区以零元转让的方式，先后接手了4家健身房，收取200多名消费者的年卡会费、私教费75万多元，而这些健身房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五个月就纷纷停业关店。陶某的这种行为已涉嫌合同诈骗罪，2024年9月，上海警方将其抓获。

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 实质区别在哪？

健身房关门，是单纯的经营不善，还是故意设局骗钱？陶某的行为是民事纠纷里的欺诈，还是涉嫌刑事犯罪的诈骗呢？在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重点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区分。

办案检察官发现，陶某自2013年起，曾入职多家健身机构担任销售或者店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2023年，陶某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以及同行介绍等方式，陆续接手经营不善的健身房。他声称自己资金雄厚，接手后可以稳定经营。而经审查，陶某的所谓承诺并非事实。

在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陶某一再辩解自己只是“经营不善”，没有诈骗故意。然而，检察官对陶某收取的75万余元的年卡会费的资金流向进行了梳理后发现，除了为拖延时间支付少部分房租和员工工资外，剩余钱款都被他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个人消费了。

此外，为了规避法律追责，陶某在工商变更环节也刻意布了局，他专门通过“挂名法定代表人”的空壳公司接手健身房，以此隐藏自己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沈兢儒：他的目的就是想他跑路的时候，真的追究民事责任，消费者告他公司的时候，他其实可以躲在幕后，只要追不到他就行了。

检察官表示，陶某这种空手套白狼、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十分清晰。

第一步，零元接手经营不善的门店，通过挂名法定代表人、拖延工商变更登记等方式规避法律风险。

第二步，以低价诱导消费者办卡充值，同时拖欠各项开支，不为经营只为敛财。

第三步，短期获利后迅速闭店跑路，物色下一家目标。

在陶某到案前，他刚接手了第5家健身机构，还没来得及收割消费者，就被警方抓获。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5年8月，检察机关对陶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陶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实际经营者金蝉脱壳 消费者维权难

一边是“职业闭店人”疯狂敛财、接连关门跑路，一边是广大消费者的预付款打了水漂。这类恶意收割充值款的灰色操作，严重扰乱了预付式消费市场的经营秩序，让消费者维权面临重重困难。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沈兢儒：消费者要通过取证来证明陶某是幕后控制者，然后还要证明上家让陶某接盘，要追索这些连带责任人的情况下，要收集大量的证据。但是这种证据收集能力一般消费者又不具备，它并不像司法机关那样可以层层穿透。

检察官介绍，消费者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权追责，但涉事门店多由无偿还能力的人员担任挂名法定代表人，即便消费者胜诉，也往往难以追回损失。检察机关建议，针对企业异常变更、频繁注销等情形，相关部门应加大实质审查力度。

同时，检察机关建议加强各行政机关的信息沟通，绘制预付费领域企业的“诚信”画像，早发现、早预警经营中的异常行为，避免逃避法律责任行为的发生。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秦蕾：如果认为它有虚开发票，或者是有一些税务登记方面的一些异常点，包括还有日常公安机关对于辖区里面的这些健身房或者是教培机构，他们如果是接到有一些涉法涉诉的投诉，包括有什么欠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异常情况的报警，那么可以聚集这些异常记录，给它有一个比较形象的画像，证明这家机构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经营过程当中的主体。如果它有很多的异常情况发生，那么就要对这个主体后续的变更要异常地关注。

法治热评：防范恶意闭店需完善监管 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判决落锤，针对“职业闭店人”从民事追责到刑事打击，法治的链条越织越密。而防范恶意闭店、套路圈钱行为，既要完善行业监管、严把工商变更审核关，也要健全预付资金监管机制，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多方合力筑牢消费安全防线，让消费者的信任不再换来“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