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5日—9月2日 中国战区攻势 （第三部分）

1945年5月5日—9月2日 中国战区攻势 （第三部分）

柳州简易机场

中国军队收复这座机场时的原貌。

由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领衔的中国战斗司令部应运而生，旨在针对过往因中方行事方式与固有观念引发的各类问题，提升美方顾问援助工作的实际成效。核心症结在于管控约束力。麦克卢尔要求，阿尔法部队从军级直至团级的所有中方指挥官，均须配备一名美军顾问。倘若中方指挥官拒绝采纳随行美方顾问的建议，相关问题将逐级上报至双方更高层级长官，最终交由蒋介石与魏德迈将军裁定。任何持续拒不配合、拒绝听从顾问指导的中方指挥官，将会被撤换，其所属部队也将失去美方物资与战力支援。

受人员短缺限制，这套顾问体系未能落实到团级单位，但最终阿尔法部队下辖全部36个师、12个军、4个集团军均配齐了美军顾问与联络人员，总计约3100名陆军及航空兵人员，全员依托无线电实现通讯联动。每支顾问小队编制约25名军官、50名士兵，人员选自各兵种与勤务部门，确保军械、后勤、工程等专业技术人员可为中方提供对口支援。美方顾问还为中方炮兵运用、通讯保障提供技术协助；美军医护人员则与普遍缺乏正规专业训练的中国医护人员协同开展战地医疗工作。

各顾问小队均编配空地联络分队，自建无线电通讯网络，协调空中支援行动。在前线战场，美军顾问随中国部队一同行动，尽最大能力开展现场训练指导，并协同中方指挥官制定作战方案、筹划战术行动。美方人员绝不担任指挥职务，其影响力完全依托自身专业能力，以及中方指挥官接纳外来建议的主观意愿。不出意料，在蒋介石计划留存、以备战后对抗红军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对日作战始终消极懈怠、行动乏力。

美军军官普遍认为，系统化训练是取胜的关键。中国战斗司令部负责为中方师级单位开展整建制训练；与此同时，由约翰·W·米德尔顿准将指挥的驻华美军训练中心，专注于基层士兵单兵训练，同时为多支特种部队骨干提供专项集训。训练中心牵头筹建并运营各类专业勤务学校，编撰印发训练教材资料，同时为派驻中国战斗司令部的美方人员提供技术支撑。最终，米德尔顿将军统筹运营7所专业勤务学校及训练基地，绝大多数坐落于昆明周边。其中，野战炮兵训练中心规模最大，鼎盛时期有近千名美军教官，指导约一万名中国军人操作使用美援火炮装备。

除此之外，中国战区还设有联合指挥参谋学院、陆军战争学院，以及步兵、重型迫击炮、军械、通信专项训练中心；同时组建翻译人才储备队伍，为大批服务于美军顾问的中方翻译开展英语专项培训。尽管美方极力推动中方高级军官批量参与战区集训课程，但实际参训的高阶军官占比极低。

美方顾问还协助中方搭建补给勤务后勤体系，专门保障阿尔法部队作战需求。该后勤体系以后方物资前送为核心，力求摒弃军队就地征粮、现金强购的传统落后模式。中方补给勤务总部约300名美方人员中，147名官兵隶属粮食补给部门，84人派驻军需处，其余人员分属军械、医疗、运输、通信等后勤职能科室。前线一线，231名美方人员负责运营中方驾驶员培训学校，另有120名美军人员协同中方各后勤勤务分队开展工作。突破常规惯例，蒋介石特授予美方补给勤务负责人切夫斯中将陆军上将军衔，并全权统领阿尔法部队中方后勤补给体系。

以昆明为驻防核心、由前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统帅的阿尔法部队，逐步完成整编成型。魏德迈寄望于依托美国全方位援助，将这支下辖36个师的武装打磨成战略力量，在中国战场从日军手中夺回战场主动权。他判断，每一支经美方整训武装的中方整编师，满编万人并配属建制炮兵营，战力足以正面击溃日军一个联队。

魏德迈的终极战略构想，是在1945年夏季推动发起大规模中国战区反攻：先收复昆明以东的柳州—南宁失地，继而南下进军，夺取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最低战略目标为牵制在华日军兵力，避免其抽调兵力回防本土，抵御盟军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行动。一旦沿海港口成功攻克，物资补给运输通道将全面打通，源源不断的外援物资将支撑中国军队发起全面反攻，肃清中国大陆所有日军占领势力。该反攻计划代号为贝塔行动。1945年初，诸多美军战略分析师预判，即便日本本土诸岛沦陷，日军仍会依托中国东北与中国大陆负隅顽抗，在此背景下，贝塔行动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

1945年2月14日，魏德迈将军正式向蒋介石提交对华反攻作战计划，即刻获得蒋介石批准。该计划基于多项战略预判：欧洲战场战事将于5月彻底结束；太平洋战区作战按既定节奏推进，迫使在华日军向北方、东方收缩布防；缅甸至中国的四英寸输油管道工程将于7月竣工；2月全线贯通的驼峰航线与中缅陆上补给线，每月合计可输送战略物资6万吨。整体作战分为四个阶段：攻占柳州、南宁战略要地；巩固占领区并完善防御部署；集结机动兵力，向港穗沿海地带推进；发起最终攻势，攻占香港与广州。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于4月20日正式批复该计划，但彼时中国战场局势突变，原定作战方案已跟不上战场形势变化。

1月末至2月初，日本东京大本营全面调整侵华战略。随着太平洋战场战局持续恶化，日本本土与中国占领区面临海上两栖进攻的风险急剧上升，日军大本营严令中国派遣军，将防御重心转为阻击盟军登陆中国沿海。日军下令摧毁中国境内美军前沿航空基地，除此以外，仅允许小股部队深入中国内陆实施游击袭扰。日军高层转而集中兵力强化华中、华南防务，重点布防上海至汉口的长江下游流域（汉口位于上海以西约450英里处）。为落实全新防御战略，冈村宁次增编三个师团，补强中国沿海防线守备力量，同时将其余主力部队收拢囤积于内陆腹地。3月下旬，日军再度发起大规模攻势，中国派遣军在黄河至长江之间的广阔战线上全线西进，核心目标为攻克两座关键美军机场：重庆东北方向350英里处的老河口机场，以及老河口以西约100英里的安康机场。4月8日，老河口沦陷。

彼时中国军队整体兵力中，85%均不属于阿尔法整编部队，根本无力组织有效反击，遏制日军西进攻势。国民政府与军队官僚体系臃肿僵化、运转低效，无法快速制定并落实应急军事对策。在中方缺乏统一连贯作战规划的困境下，魏德迈及其参谋团队主动补位，承担起战场统筹部署工作。美军参谋研判，冈村宁次下一步行动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进攻重庆东南270英里处的芷江美军机场，二是依托老河口继续向西纵深推进。魏德迈判断日军主攻目标为芷江，随即针对性制定防御预案。他立刻下达一系列战备指令，要求美方整编的中方部队随时整装待命、快速机动，同时命令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持续轰炸日军交通补给线。魏德迈坚信，只要暂时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自5月1日起，中美联军便可集结优势兵力发起强力反攻，将日军一路驱赶回沿海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