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荒城 五河曹公城的那些往事

安徽五河县城西南六十里的淮河边上，有个小村庄叫曹府墙。它跟江淮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村子一样，安安静静，平平常常。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是，在《五河县志》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曹公城”。清嘉庆《五河县志》载：“曹公城，在县南六十里，明曹国公李桢避兵淮西时所筑，遗址尚存。”这里的李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二姐夫李贞，也是明初名将李文忠的父亲，明朝开国后，父子二人都被封为曹国公。

由于元末明初的史料较为稀缺，这段关于李氏行踪的罕见记载，自然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本世纪初，省社科院历史所等处的专家们对曹公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结合其他史料，进一步推断出“李贞初不住盱眙，应在五河，后与朱家联姻才迁移至钟离东乡金桥坎。”此推断，又被用作朱元璋出生地为金桥坎的旁证。

迷雾

朱元璋出生地是明史研究的热门问题，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回到李贞与五河曹公城这件事上来，《明实录》中记载李贞“生长田畴，服勤稼穑”，又确有过“会乡里，约守望相助”的自保行为，但仍然不免“乱兵入境，室家无存”，之后携幼子李文忠南下滁州投靠朱元璋。那么曹公城是否真如县志与当代一些学者所言，是早期李贞为避乱所建之城呢？

历史的天空中，常不止有一块疑云。

首先，多亏了史学界实地调查。当年的考察给出了曹公城“遗址依然比较清晰，城为方形，边长约250米”“据说城墙在60多年前尚有两人多高，如今已夷为平地”等实勘记录。可见，曹公城不仅面积超过6万平米，且城墙建筑质量很好，可保存六百余年，几近现代才完全湮灭。这样的规模和质量，远超同一历史时期民间世绅大族，以累世之力才能建成的数千平米堡寨（如武山四门寨、林州鸡冠寨等）。而李家在元末仅是乡村殷实循良之家，哪里有能力建成如此规模的堡寨呢？

其次，县志记载该城为李贞“避兵淮西”时所建。根据之前的考察推断：李贞先是住在五河曹公城，然后到钟离东乡，与朱元璋二姐姻配。那么，曹公城在朱李联姻、李文忠出生（1339年）前就得建好。可那会是什么光景呢？时值元朝末年，权臣伯颜专权暴政，元朝廷甚至有人提出要杀掉包括李姓在内的五大姓汉人，民族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但距离1351年红巾军大起义爆发，还有十几年的矛盾积累期。这就说不通了，就算李家当时真的住在五河这个地方，他们既不可能在元朝统治力尚且强盛的时候去筑城，也不可能在天下还没大乱之际，就提前十几年花费巨大代价筑城以图未来自保。所以，从时间点和李家的经济条件来看，曹公城为李贞所筑的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乱世之中，地方豪绅筑堡自卫，一般都是挑偏僻险要的地方，凭据山川形势，以期家族乱世存续。可曹公城偏偏卡在淮河大转弯的要道上，又与濠州城隔河而对。濠州可是元末的风暴中心之一，在这个地方建造面积达6万余平米的城堡，不引起元朝廷的关注几乎不可能。再者说，如果李贞真有那么厚实的家底，能自己筑起一座城，那他怎么还会跑到钟离东乡金桥坎，去跟种地的朱家结亲呢？显然这也不合常理。

明中都示意图

澄清

万幸的是，元末明初乱世留下来的史料虽然不多，但咱们仔细翻一翻，还是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从而得出另一种新的看法。

唐之淳，字愚士，后代小说中将他演绎为朱元璋夜间用布裹入殿、灯下草拟封十王诏书的角色。历史上的唐愚士，则大半生作为幕僚，追随第三代曹国公李景隆左右，并于建文初年病逝。在《唐愚士诗》中留有一首《寓淮北行府呈公相》：

府第雄深出圣裁，濠城北面接鱼台。

恩波正比淮流远，瑞霭多从禁国来。

周室藩邦基百世，汉家戚里近三台。

金鱼玉带亲调膳，日对南山举寿杯。

本诗作于洪武二十年左右，“公相”即其幕主曹国公李景隆。诗的前四句准确描述了李景隆在京师金陵以外的“行府”详情，即行府为朱元璋诏许修建，位置在濠城与淮河以北，邻近鱼台。濠城即元末明初濠州城，今凤阳县临淮关。鱼台指濠城西南不远处、庄子濠梁观鱼处，有濠河与淮水接连。结合明中都附近地图，可以清楚看到，这座行府的位置与曹公城完全吻合。

无独有偶，有位曾任灵隐寺住持的高僧，名释守仁，于洪武十七年后，奉旨驻锡凤阳龙兴寺。释守仁的诗集中，也存有多首与曹公城密切相关的作品，可作为交叉验证。例如他的《寄南涧》一诗中提到：“曹国勋名旧，淮乡策宅宽。”南涧指李文忠第三子李芳英，号南涧；又有《李南涧淮北督工造第奉寄二首》：

其一

甲第新开锦绣乡，

朝阳鸣凤在高冈。

更裁槐柳圆华屋，

不数裴家绿野堂。

其二

淮水盘流碧玉环，

瀛州仙岛在人间。

高轩吟对梅花月，

清梦应来第一山。

显然，上述诗名即指出，这座府第位于淮河以北，在释守仁到凤阳之后才新建的，而且是由李文忠的第三个儿子、后来当上中都正留守的李芳英督工建造的。诗中的“淮水盘流”“瀛州仙岛”正好跟曹公城三面临淮、形如半岛的地理特点对得上。

除以上诗文外，我们再看看当时《明实录》《明会典》等信史，同样能找到相互印证的证据。如《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八月、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朱元璋屡次赐公侯钞万锭，建第凤阳；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又赐黄金白银钞锭等，诏遣包括曹国公李景隆在内的公侯“还乡”。

又如《明会典》中记载“公侯所居之城止得三里”，并要求功臣之家不得逾矩。巧的是，曹公城的城墙周长恰好落在三里之内，完全符合规定。它只比同期藩王的王府城稍微小一点（比如唐王府面积有八九万平方米）。到了后世，因为皇室日益繁衍、财力跟不上等原因，有些郡王居城还不如曹公城大。比如开封的周藩永宁王府遗址，面积大约只有曹公城的一半。

综上所述，曹公城的真实“身份”已经非常清晰：它是明朝洪武中后期由官方建造的，是第三代曹国公李景隆和他弟弟、后来担任中都正留守的李芳英的府第。此时明太祖虽已罢建中都城垣，但可能为了弥补京城南京偏居长江南边的不足，仍然在凤阳设立中都留守司等机构，把这里作为练兵驻军、向北出兵的重要军事中心。而李景隆在洪武末期很受重用，多次带兵驻在凤阳。正因为曹公城地处要道，又要作为曹国公的行府发挥军事作用，加之恰逢开国鼎盛时期，才能拥有这般规模和营造质量。

电视剧《山河月明》中有秦晋燕三王在凤阳演武、开国名将李文忠参评的剧情，实际上更多在此驻守巡阅、南北往来的，反而是李文忠的儿子们。靖难之役中，李景隆作为南军主帅屡败于燕王朱棣之手，这段历史后人都很熟悉。大概是因为这场变故，曹公城和它主人的真实往事，才慢慢从正史中淡出，最后只留在地方志和民间那些模模糊糊的传说里。 （李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