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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历史叙事中,五代十国长期被贴上“乱世”标签,是夹在唐宋之间的、长期被简化乃至忽视的历史片段。自欧阳修提出“五代十国”概念以来,人们对这段仅53年(907年—960年)分裂时期的普遍认知,仍多停留在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绝、民生凋敝困顿的粗疏印象层面。然而,这样的认知,终究难以完整解释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在“乱与变”交织中的深层转型。
陕西师范大学杜文玉教授积数年研究之功,推出《五代十国史》。该书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桎梏,还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多元政治格局,并系统梳理了典章制度的演变轨迹。凭借深刻的史学洞见,作者再度审视了这段“承唐启宋”时期的历史价值,为捋清唐宋变革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部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大众普及性的权威范本。
长期以来,史学界书写五代十国史,多遵循北宋欧阳修所倡导的“正统史观”,以中原政权为核心,并将“十国”纳入其叙事框架加以论述。十国及边疆政权被视为“僭伪”或附属,导致叙事带有明显的偏向性:中原政权的更迭被重点探讨,而传统概念中“十国”的发展常被轻描淡写,归义军、定难军、秦岐政权、大理国等割据势力更是被排除在独立叙事框架之外,沦为历史“边角料”。
这种叙事模式不仅简化了当时多元并立的政治现实,更弱化了乱世之中区域发展的积极面向。《五代十国史》的突破,首先在于打破了学界以往研究中内容零散、偏重专题的局限,把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边疆诸政权与藩镇都纳入观察范畴,构建起南北与边疆势力之间或共生、或对峙、或交融的全景式动态格局。
全书前三章聚焦政权演变,清晰梳理了自唐末藩镇混战至政权更迭、并立的历史脉络。正如杜文玉教授多次强调,五代十国时期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分裂时期,是因其自后梁建立起便已出现统一趋势。这种统一是中原局部统一与十国区域内统一的双重进程。因此,该书将各政权均视为独立的历史主体,以其存续时间为断限,还原它们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努力与成效,打破了其依附于中原五朝的叙事偏见。
在叙事视角上,全书旨在传递出对“乱世”“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等历史标签的再审视。“乱世”一直是社会对这一时期的刻板印象,传统史书多聚焦于权力争夺的残酷性和“武夫当国”的特殊性。对此,杜文玉教授既不回避动荡的现实,更以较多笔墨阐述了“乱中有变”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比如,后唐明宗在位时,因推行良政,被清代顾炎武评价其统治为“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后晋高祖虽有割让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之举,但亦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政策。后周两位君主则致力于为统一做出改革。南方诸国虽割据一方,却普遍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区域秩序。
这种立体全面的叙事方式,将“五代十国”从“动荡混乱”的单薄标签中剥离,推动读者跳出固有认知桎梏,看清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传统文献中,对五代十国典章制度的记载或散佚不全,或过于简略,这是长期以来该时期断代史著作中对此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的主因。这也使得大众认知中“宋承唐制”“承唐启宋”“唐宋变革”等概念愈发笼统模糊,仿佛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并未真正参与到这一历史脉络之中。
杜文玉教授前期所著《五代十国制度研究》,是《五代十国史》首次将典章制度纳入断代通史书写的理论基础。该书涵盖了科举与职官、军事、教育与法律等制度体系。
以枢密院与枢密使为例,枢密使虽源起唐代,初由宦官充任,但五代时期经逐步完善,枢密院已然蜕变为统揽人事、财政、军事大权的外朝机构,这一转变随后又为宋代继承并继续运作演变。殿阁之制亦是如此,其肇始于唐,发展完善于五代,殿阁学士成为皇帝机要顾问;两宋及元明清诸朝接续发展,致其成为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中对该时期法律制度和军事制度,尤其是各政权兵制的梳理,同样彰显了该书的学术广度和深度。五代禁军之制最为复杂,各朝制度多有更迭,军号也不尽相同。从早期的“牙兵”到“侍卫亲军”“殿前军”,再到“控鹤”“护圣”诸军号,无不体现着军事权力结构的动态调整与制度化演进。周世宗对军制的整顿与改革,更是成为宋初军制的重要蓝本。
凡此种种,均是五代十国作为“承唐启宋”关键过渡时期,乃至“宋承五代之制”观点的有力印证。诸多实证,也有力驳斥了类似“五代典章制度无可取之处”的陈旧偏见。
“大一统”史观叙事对历史分裂时期所持有的固有偏见,长期制约着公众对五代十国历史价值的全面认知。然而,杜文玉教授在著述中注入的历史关怀,促使我们无法再对乱世之中文明的传承视而不见。
在经济领域,该书同样对“乱世经济停滞或倒退”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以南方诸国为代表的区域政权,有其经济发展的独特轨迹与显著成就。通过系统考察当时农业技术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商业市镇的兴起以及海外贸易的拓展等方面,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南北经济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
在文化传承与士人精神层面,这一时期亦非文明断层期。尽管门阀士族消亡,武夫执政,文士处境维艰,但他们并未放弃文化坚守与传承的使命,将中原文化融入南方地域文化之中,从而推动了南方地区文学、艺术与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词的兴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书院教育的重视,为宋代书院制度的勃兴埋下了伏笔;南唐、闽国等政权在延揽文士方面尤为积极,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积累了重要人才资源与制度经验;后蜀、南唐所设画院培养出的杰出画家,如黄筌、徐熙等,亦为宋代文人画的发展开辟了新途。
总的来说,这部著作不仅凭借翔实的史料梳理与宏阔的史识格局,为“乱世”与“分裂期”的断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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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史》
杜文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第36期解放书单|乱世藏辉:重识五代十国的文明价值》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本文作者:谢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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