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写故乡，给了我更多想象空间”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赵松携新书《等下雪》在北方图书城参加“文学与故乡”分享会，并与读者交流。

本报记者 刘海搏 文并摄

近日，定居上海的辽宁籍作家赵松回到家乡参加第十五届全民读书节启动仪式，并带着新书《等下雪》在北方图书城与读者见面。在“文学与故乡”读书分享会开始前，赵松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围绕写作风格、家乡影响、南北体验与时代困境等问题展开对话，在一问一答间，表达着对文学和当下的思考。

谈创作：

用冷静的笔触关注当代生活

本报记者：《等下雪》这部小说集出版于2025年10月。同名小说《等下雪》获2021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第二名，《谁能杀死变色龙》获2022年“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第三名。您认为，它们被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赵松：《等下雪》主要是关注当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感的不断模糊，人的精神困境、悬浮感、茫然感，还有人际关系的日益脆弱，以及疏离与断裂。很意外的是，这部小说集中，我收到读者反馈最多的是讲述男性友谊的《高山流水》。它主要呈现了日常生活中男性朋友之间的友情、理解、误会、矛盾和微妙的深层疏离感。我们无法预判读者会喜欢什么，或许大家从这篇小说里读出了关于友情关系的困惑，还有对孤独的共情……一篇小说能引发读者的丰富想象，可能就是文学创作本身最迷人的地方。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一直聚焦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

赵松：当代社会，人的流动性是在不断加大的，人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曾经固化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亲情、爱情、友情都不再稳定，处处充满变数……这些不确定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流明显变少了，导致误会永远比理解多，很多人的内心是孤独的、缺乏真实的归属感。我总是试图通过小说去探究当代人的真实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通过展现种种貌似平淡的人际关系，不断映射出整个时代的心灵底色。

本报记者：读者形容您的文字冷静、克制又疏离，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赵松：我出生在抚顺，那里的冬天有东北城市特有的干冷。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确实是会受到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在写作风格上，我始终都倾向于喜欢那种干净、简洁、克制的表达方式，可能与这样的成长环境有着天然关联。我并不是说南北地域气质天生不同，必然会导致每个作家写作风格的不同，因为写作风格的形成是个复杂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写作风格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并不只是成长的地方环境因素，还有透过地方看到更为丰富的世界因素，还有很多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因素等。另外还有来自经典文学领域的影响，比如福楼拜、卡夫卡、海明威、博尔赫斯和罗伯-格里耶的观念与文本的深度影响。

谈家乡

辽宁是文学创作的原乡

本报记者：北方的地域气质塑造了您冷峻的文笔，此外，辽宁对您的写作还产生了哪些影响？

赵松：我在辽宁生活到30岁才离开，语言方式、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是在这里形成的。从地理概念上来说，我是离开辽宁了，但在精神上其实从未真正离开过，因为这个地方的气息都已经渗透到我的血脉里了。尤其在写作中，作为家乡的辽宁、抚顺，不仅仅是非常重要的素材来源，还让我对城市、对人的状态不断产生新的想象。无论写都市里人的悬浮与漂泊，还是写普通人的精神处境、个人情感与人际关系的困境，其实很多时候的思考与想象都不可避免地与背后隐藏着的属于辽宁、抚顺的环境与人密切相关，这一切始终在我心里存在。

本报记者：抚顺是一座移民城市，在多种文化融合的地域环境长大，给您带来什么独特的写作视角？

赵松：我的祖辈来自山东与河北，我从小在多方言、多风俗“混搭”的环境中长大。这样的成长背景，让我从来不会用单一标签定义东北、辽宁和抚顺。很多人喜欢用简单化的刻板印象看待东北，但其实东北、辽宁乃至抚顺，内部差异特别大，每个城市的口音、习俗都不尽相同。像沈阳和抚顺的一些区县都有明显口音差异。另外，东北人也不只有热情豪爽、能说会道这一种面貌，同样还有很多安静内敛、敏感细腻、不善表达的人。我更喜欢挖掘地域背后多样化的复杂人性，不会为了迎合流行趣味进行简单乃至片面化的呈现。

本报记者：请具体谈谈，这些影响在您的作品内容上是如何体现的？

赵松：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空隙》用的是抚顺素材，反映的是我人生前30年在抚顺获得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思考；我最重要的作品《抚顺故事集》，几乎就是个人的成长史和精神自传的小说化呈现。最重要的一点，是抚顺让我真正理解了人与城市、人与人、人与本地事物的深层微妙关系。不管走到哪儿，辽宁，尤其是抚顺，始终是我感知世界、思考人生的起点，我的写作之路是从这里出发的。

谈漂泊：

距离让故乡有了更多想象空间

本报记者：定居上海20余年，您对家乡有何感受？

赵松：初到上海时，我花了5年才适应那里的气候和环境。特别巧的是，有几年我曾生活在杨浦区军工路的五维创意园区里，而在离那里不远的区域里，很多路都是以辽宁城市命名的，比如抚顺路、本溪路等，尤其是地铁18号线，有一站就叫“抚顺路站”，这让我很喜欢坐18号线地铁，有时候明明不是要在抚顺路站下车，也会特意下车去看一看。这熟悉的名字，是镶嵌在我记忆深处的符号，对于我来说，它们是始终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的。

现在每次回来，我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需要一次次重新体验她、认识她、理解她、想象她。这次回沈阳参加辽宁省第十五届全民读书节启动仪式，让我感觉到整个辽宁正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气息，尤其在文化上的开放态度，能直观地反映出辽宁现在的精神追求。

本报记者：身处家乡写家乡，与离开家乡写家乡，有什么不同？

赵松：区别在于，离开家乡后，我对这里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对于离开的人来说，故乡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非常特别的存在，无论是观感、体验，还是想象，都会不断更新。

这次从桃仙机场到辽宁大厦的路上，经过了宁山路、北陵公园等熟悉的地方，小时候的很多与它们相关的记忆瞬间涌了上来，大脑里会有一种回忆被激活的快感。城市一直在变，但记忆里的老街旧景没变，现实和回忆交织碰撞，就会冒出很多独特奇妙的火花，这是一直待在家乡体会不到的。

本报记者：您说过写作者要面临“看不看得见”这一基本问题，跳出家乡是否帮您更好地“看见”？

赵松：我常常会反问年轻作者：你能看到什么？你怎么看？这是一个人写作能否成立的关键基点。长期待在一个环境里，人会慢慢麻木，失去对生活的环境、事物、人的观察力与感知力，“习惯了”是写作者最大的障碍壁垒。

离开家乡，身处气候、语言、生活节奏都截然不同的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确实有很多“不习惯”，而这种“不习惯”会使我保持对环境及其中一切的足够敏感。在上海看辽宁，给了我空间距离感和不同的视角。当我再次回到辽宁，会留意从前忽略的街道、风物、人的细节，关注各种变化、消失与出现，会对比两地的差异，重新解读城市。再例如，有一年我去英国，在伦敦，当我站在泰晤士河旁边时，最先想到的竟然是“这河比浑河还窄”。这种细节记忆，可能只有离开故乡的人才会有。

对于写作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对抗习惯、避免重复、不断创新。写作者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还要持续观察世界、观察生活、持续思考并且不断克服习惯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自我博弈的过程。能够通过这个过程去认知生命、理解世界，是写作者最大的价值。

人物简介

赵松

作家、评论家。抚顺人，现居上海。曾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奖”，小说作品先后登上“收获文学榜”2021年短篇小说榜和2022年、2025年中篇小说榜，以及第七、八届城市文学排行榜。代表作有《等下雪》《伊春》《空隙》《隐》《抚顺故事集》等。